《中国教会历史》第3讲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中国教会历史》第3讲，我们继续来讲《两个敬虔的和复兴的传统与社会参与》。
现在我们讲到今天的福音派是不是也需要好像清教徒那样、那种的复兴或者改革呢？1570年代是开荒的时期，就是英格兰人听到纯正福音的开荒时期。Richard Greenham，G-r-e-e-n-h-a-m。这个字不念Green－ham，不是绿色的火腿，但是呢是这样拼的。Richard Greenham在剑桥大学附近的小村，Dry Drayton的牧养工作，虽然做的很出色，很多牧师都来请教他、接受他的辅导，可是他自己的教会却很少领人悔改。
巴刻说：英国在1570年还没有回转归主呢！England in 1570 was not yet converted！七十年之后，1641-1660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在Kidderminster这个小镇的事奉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清教徒运动已到大丰收时期，巴克斯特的教会扩建了五次，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有悔改、敬虔的信徒，至少每一街上面都有一个家庭都有一个悔改敬虔的信徒的。清教徒运动1710年结束，请参考巴刻所写着﹕J.I. Packer, A Quest for Godliness。
到了1730年代，就是又过了几十年，北美洲的殖民地，爱德华兹他是公理宗的，还有荷兰人在北美洲新泽西Raritan河边的荷兰改革宗教会的牧师Theodorus Jacobus Frelinghuysen，他的姓氏是F-r-e-l-i-n-g-h-u-y-s-e-n，读法是Fre－ling－huy－sen，不是在爱德华兹，还是Frelinghuysen，一个在波士顿附近，一个在新泽西州。他们分别向会众传讲悔改的信息，他们向人的良心说话，圣灵赐下、教会里面赐下悔改的心，复兴开始了。
到了1740-1741年怀特非德从英国到北美各殖民地讲道，悔改就达到高潮。当教会里很多人悔改的时候，有见识的人就会问﹕悔改、这个真正复兴的火，该如何烧下去？他们所关心的，不是方法、不是组织、不是钱能买到、人能计划出来的事物，不是，而是有素质的「工人」、传道人的问题。
他们知道，复兴、真的复兴若要持续下去，必须训练出整整一代、既有敬虔又有学问（，包括《圣经》学问、神学学问、文史哲学问）的牧师，a godly ministry。早在1710年代，William Tennent（费城长老会牧师）就提出一个警告﹕他的一篇讲道的题目是﹕The Dangers of an Unconverted Ministry，意思就是说，没有真正归主得救牧师对教会带来的危险。
神学教育必须更新。新的学院兴起了，大觉醒时期开拓了上五十间。这个Tennent所开的，在他的后园弄了一个小木屋，人家取笑他叫“Log College”，“你这是木头神学院”，后来关闭了，就变成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开始。教会需要的，是合乎《圣经》、笃信《圣经》、鼓励传讲悔改十字架道理的这种神学教育。这样，教会内外的听众才能听到《圣经》的解释、教义的教导、才能分辨怎样的属灵经验是蒙上帝悦纳的、怎样应付来自非信徒知识分子的攻击、批评、耻笑。
爱德华兹就是这样的一位牧师，所以他是美国第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不幸，有学者说他也是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因为后来的牧师很少注意教义、哲学、护教的，而哲学家又很少有纯正信仰的。
我在2000年代中曾经在韩国拜访过一家改革宗的神学院(Hapdong Theological Seminary)，从校舍的大厅就可以看到办公室里面一幅的横幅，上面写着﹕「敬虔，知识」。这恰恰就是清教徒的理想，就是「大觉醒」复兴运动跟进的路线。这种建立在悔改与十字架的根基上，又加上教义和神学教育更新的复兴，结果是什么？是鼓励信徒们在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各层面作盐作光。
历史学家与社会科学家往往对清教徒有一种极其反面的批判和曲解。他们说﹕清教徒因为没有得救的确据，而期望知道自己是上帝所预定、所拣选的，因此勤劳工作又积蓄，因此致富。事实刚好与这些非基督徒对《圣经》满有敌意的理论家相反﹕清教徒是知道自己是上帝的选民的一批敬虔的信徒，虽然他们的信心往往经过一段的考验才有活泼的确据。清教徒就是因为知道上帝拣选、拯救了他，因此为了感恩、为了荣神益人的缘故，努力工作，也不乱花钱、积蓄，把有余的与他人分享，因此上帝赐福给他们的家庭、生活、事业。他们的致富，不是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得救，恰恰是因为他们确实知道自己已经得救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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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段是讲历史上的社会福音与社会参与
有些读者会怀疑，我们的这里材料是在推荐「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呢？社会福音是王明道先生极度反对的。社会福音就是不信圣经的自由派的社会参与的意识形态。社会与文化上的参与，是不是把教会带到「社会福音」，或是「自由派神学」 (liberal theology) 的路上？
首先我们必须要认清「社会福音」的本相。自从1920年代基要主义与自由派神学的争辩以来，100年了。信仰保守、纯正的信徒与领袖们，往往把「社会福音」、社会参与，与不信《圣经》的「自由派神学」混为一谈。其实，「社会福音」最基本的错误，不是他们参与社会外展或福利工作，比方说YMCA青年会。基要派常常在驳斥「自由派神学」的时候，没有抓到问题的重点。「自由派」和「社会福音」基本的问题，乃是不承认《圣经》是神所默示、是无谬无误的。他们对耶稣基督的神性、对得救、福音、十字架等等的本质，都重新解释过。把超自然的神迹都排除了，这是自由派最基本的问题。不少的自由派者认为人是善的，只要社会提供恰当的教育、熏陶，就可以对社会作出贡献，成为好人。YMCA青年会原本提倡的德育、智育、体育，就是朝着这个方向走。所以青年会的徽章是一个三角形、红色的三角形，这个三角形就是代表德育（，道德的教育）、智育（，理性的教育）和体育。中国的自由派神学家，包括燕京大学的赵紫宸，吴雷川，徐宝谦等人。（请看我的博士论文﹕《先驱与过客》。）
还有，我们所谓的自由派，其实包含了至少十几派的或者几十派的神学。从康德以来，有初期的士莱玛赫、黎策尔的理想浪漫派的自由神学；有十九世纪各种的《圣经》批判理论，从人的角度来重新解释《圣经》、否认神迹等等；有十九世纪后期的自由派，比方说 Harnack；有二十世纪初的以巴特 (Karl Barth)作代表的新正统神学 (neo-orthodoxy），目前在第三世界，包括华人教会的影响方兴未艾。还有二十世纪各种的神学派别（，请参考简河培的《现代神学论评》一书）。
「社会福音」固然因为不笃信《圣经》，忽略甚至否认福音，因此改变教会的路线。可是，信仰纯正的教会，须要学习先贤、先圣的榜样，（比方说路德、加尔文、清教徒、约翰·卫斯理等，）鼓励信徒作盐作光、关心社会、文化的问题。罪与堕落所带来的问题，是文化使命的部分，是福音涵盖的范围。耶稣基督是主，是宇宙每一个范畴的主！
结论：
敬虔和复兴运动，若没有《圣经》教义的教导，必然会肤浅、被异端邪说蚕食。圣灵赐下牧师、教师，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参考以弗所书4﹕11-16）。不错，《圣经》与教义的教导，若没有敬虔、悔改结合，也必定带来冷酷、没有生命的教会。是的，我们对两者都应该注重，对两种的偏差都应摒弃。
我认为「大觉醒」运动的理想，有一方面值得补充﹕就是教会在二十一世纪，也须要训练出大批有知识和敬虔的平信徒(a godly and learned laity)，在社会上，宣教工场上作光、作盐。
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极其须要作盐作光的信徒，特别是「平信徒」！这是宣教的策略、这是教会隐藏的资产，需要发掘、发现、发挥。对此，神学教育者和牧者们不能够忽视。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跟华人教会是往哪里走？什么是「属灵」呢？我们需要怎样的复兴？怎么才是真正的「作盐作光」？我们须要检讨这些观念吗？
该是教会捡起宣讲悔改、教导《圣经》教义、鼓励正统神学教育、差遣平信徒作盐作光这些的任务了。
好，我们上面区别了比较早的复兴，就是加尔文、清教徒大觉醒，还有后期的复兴主义，注重大众传播向教会以外的人传福音、注重当时的悔改流失率特别的高。
好，现在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题目，既然我们看到我们的属灵的传统，也就说十九世纪从美国到中国的宣教士他们是继承了这种复兴和复兴运动和复兴主义运动的传统。那究竟他们来到中国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现在我来引用我在《今日华人教会》1984年5月份，海外版是1984年6月份，里面的一篇文章、短短一篇文章，《基督教在中国历史管窥》，除了第一段删除以外，我们从第二段开始来看。
我们来看宣教士的心态，宣教士与当时的士大夫的关系，还有非基督教运动。现代的基督教或是更正教的宣教运动，基本上是英美福音信仰觉醒的产品。来中国的美国宣教士一般都从出身于乡村，自小在他自己宗派范围里长大、接受宗教教育，后来就基于一些个人宗教经验或者信念就到中国来了。他们大多是在一间与教会有关的学校接受4年的教会教育，或者是教会大学接受4年的教育。其中包括两三门宗教课程，很少人会曾经受过大专程度以上的专业神学院的训练的。
我再说，这个是在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所编的一本书，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在中国与美国的宣教企业》里面一篇文章。 Searle Bates, B-a-t-e-s, Bates博士所写的，美国宣教士的神学1900-1950这篇文章里所提到的。我再读一次，一般都在一间教会大学接受4年的教育，包括两三门宗教课程，很少人接受过大专程度以上的神学院的训练。一般而言，修读有关非西方文化宗教比较类似的课程的并不多。
当一位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是从美国的小乡镇摇身到了中国的乡村地区，一个偏辟的宣教工场，Mission Compound，开始工作。还会在一小群大多数的穷困、文盲的人中间传道。他的工作对当地乡坤、士大夫绅士或者长官的生活没有太多直接的影响，或者应该说一般宣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和政治实况，就是对士大夫绅士官员的实况都不太了解，可以说他们是以宣教工场为中心去了解的，Mission-Compound-Centered。傅沙士，Sidney A. Forsythe，对美国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就是美国公理宗的差会，在华北的一个宣教工场的研究可成为一个范例。显示出这种以宣教工场为中心的心态，怎么样在甲午战争1895年之后十年中运作的。他的这本小书呢，是An American Commissioners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05，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这个书名中文可以翻作《在华的一个美国宣教士社区 1895到1905年》。
Forsythe发现一般宣教士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的乡坤官长都是相当的无知的，此外宣教士对中国的政治事件更是毫不知情，当然有例外，因而未能做出很有任何见地的回应。Forsythe总结说：宣士的回应或者没有回应的性质、模式和实质都深深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就是宣教士很狭隘的认为他们的使命就是向个别的异教中国灵魂传福音，个别的异教中国灵魂传福音。第二、他们生活的圈子里那种潜在而偏辟的社区，就是自己一小撮人住在一起。第三、维护自己工作而产生的生理需要。当然他们也受到很多的危险的威胁，这个也是事实的。
有一位宣教士在义和团之乱之后是这样写的，这个录在Forsythe的书里面26页：如果耶稣现在就在我们这里，祂会愿意为我们能够设立一些保障来防避暴行的复发，就是用一些普通异教徒都能明白的法律来治裁罪犯。因此我觉得美国的政策是十分不适用于菲律宾和中国，宽大、饶恕是称为“柔弱”。
宣教士不但对周遭发生的政治事件无知，或者是有他自己的以自己为中心的见解，更严重的是他们不知不觉的排挤了许多地方乡坤所扮演社会功德，或者说他们扮演了这些功能、他们取代了士坤，比方说福利工作、教育工作。
宣教士与士坤，士坤阶级包括通过了儒家科举制度而在中央政府中赚得一官半职的人，他们通常都是长期居住自己的市镇和乡村中，或者我们应这样说，绅士住在自己的乡村，作官就一般就搬到另外的一个省份了。被当地居民有密切的认识，他们也多是当地的地主，无需缴付个人税项和参与强迫劳动。有些人甚至可得到政府一些的薪俸，在地方政府的层面上，士坤，就是不是官员的那些，最具政治策略性的团体，是官长和平民的中间人。他们协助官长执行规则和落实方案，而平民也需要透过他们来申诉苦情的。
此外，中央所派来的官员通常都是远离他们服务的地方，而且也不会任职太久，这点相应增加了士坤阶级的重要性和权力感。士坤阶级的成员在基层扮演多重的功能，这里是来自另外的一本书，是一位张博士，Chang, Chinese Gentry，《中国的士绅》，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的，1970年代。
士绅阶级的成员在基层扮演多种的功能，他们资助了公众的福利计划，比方说照顾弃婴、主持公众的工作、收税、监督地方庙宇的护理、兴办学校、保存科举考试的学堂，他们会在危机的时期组织地方民兵负起保卫的责任，总的来说士坤是地方百姓的官方和非官方的代表，在不平等条约的制度之下，西方的宣教士和士坤阶级有等同的社会地位，他们也时常穿起士大夫儒家衣冠，特别是天主教修士，后来内地会也是这样，有时他们还会担任政府的军事顾问。
宣教士通常在社会的第一下层工作，当然有例外。这是最容易发生派乱的社会，宣教士通常最可能担任教育的工作，他是夹着外来的意识形态来教导群众，而这也是最威胁到那些以中国文化传统那种护卫者自居的士坤阶级的。更甚的是威胁基督教的人常与社会隔离来保护自己，他们通常都会做宣教士的助手，他们常常都被家里赶出来了。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就是说从外人来看宣教士这个团体，在四道墙里面呢，有一种神秘的气氛。
宣教士也在一些公共福利工作，比方说照顾孤儿、救济穷人、赈灾工作上成为士坤实际的竞争者。宣教士通常是整个市镇、乡村中唯一的外籍居民或者唯一家的外籍居民，因此他们的存在，使士坤感觉到非常困扰或者威胁。至此，暴发广泛反宣教士的情绪，时机已经成熟了。
费正清教授曾经这样评论说：在East Asia这本教科书里面，1965年的版本的333-334页以国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现代标准来衡量，士坤对外来神父或者宣教士敌视的态度一致基础是不难找到的。
宣教士怪异的言谈、陌生的形径和显然是近乎颠覆性的目的，中国士大夫阶级的敌视反应是毫不为奇的。相反来说，我们需要解释的是中国人的抵抗为何会如此的温和。这种所谓温和的抵抗造成了1860-1899年二百四十中的公开暴乱和直接对宣教士中国信徒的攻击，其中单单是1860-1870就有五十五宗。柯恩，Paul Cohen，从几个重复的模式来说明士坤在反宣教活动上的角色。
首先，士坤会著作一些册子在平民中煽动仇外情绪，将基督教看为正统中国传统的异端，比方说他们会把主教、天主教的主教，画成猪，猪教。或者说，基督教的洗礼是男女一起洗澡或者是孤儿院的是挖中国女孩的眼睛做西药等等，传播很多这种的谣言的。他们会散发招贴传单，甚至会张贴大字报来指名攻击某些宣教士。
第三、对那些尝试购置物业的宣教士提出诉讼，就是打官司。最后一些士坤阶级的成员甚至会部分反宣教士暴动的鼓吹者，这些暴动会在县考时期，当大批士大夫聚集在一起和仇外情绪特别高涨的时候爆发，就是说当男的在里面考试，外面的哥哥、伯伯、叔叔坐在旅馆里喝酒的时候呢，这种仇外的情绪特别地高涨。1870的天津教案和后来的义和团的乱都是反宣教士浪潮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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