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第8课：
目标与方法—华人基督教的实物主义传统。（这个“实物主义”可以翻为“实用主义”，可以翻为“功利主义”，pragmatism。）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不少教会历史学者认为，基督新教（，就是我们的基督教、我们的更正教，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差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基督新教的教徒往往以行动、计划、事工来理解我们的信仰和生活的。
我们蛮有传福音的热忱，尽力差派宣教士到异文化地区去传福音，我们注重教会人数的增长，我们策划、开拓新的教会，我们的崇拜充满着欢悦的音乐，我们期望复兴来临，更期望历史的终结–主耶稣的再来。
相对之下，天主教徒比较注重静默。近年来不少基督教的神学教育者去天主教取经，推介中古时代的默观式的灵修神学，相对之下，在灵修神学材料方面，我们基督教，圣经好像被忽略掉了，跑去取经去了。华人教会呢，（不论你看是好事还是不好，）大量地吸收了实物主义或者实用主义，作为一种人生的哲学，而没有好好地去检讨这个实用主义。
自从1966年，在东德的柏林开的柏林世界福音大会，之后有1974年，在瑞士洛桑开的洛桑世界宣教大会，这两个都有葛培理作顾问，或者说荣誉主席。自从这两次的大会，华人教会都有参加，他们都呼吁其他的信徒与牧师们，要同心、协和把我们的宗派和神学的分歧放下，把福音带到普世的华人和非华人。
很快的我们就看到，教会增长学派他们的概念就流行起来了，特别是富勒神学院、宣教学院的教会增长研究中心。当然，不仅仅他们。一个教会增长学派流行之同时，很多的神学院的教牧博士班就流行起来了，这样子不但给牧师一个头衔，也好像给教会以实际上有些的帮助。还有各种的讲座、大会、密集的课程，和一些已经包装好的让教会能够用的一套一套的材料。还有，就是小组的运动越来越影响教会，当然，还有当代敬拜赞美的音乐，还有一大堆不同的项目或者是产品，都保证教会，会带来很好的结果的。好像华人的牧师和宣教士都跑去取经，他们都盼望从某一些的大师傅那里得到什么秘方。这种趋向，从外面看起来是很令人兴奋的，但是这种实用主义的长远的影响，可能现在看不出，但是它是有深远的而且深奥的影响。一个不加思索、全盘地收进来的实用主义精神，对教会是有害的。
按照圣经的人生观，真理–就是上帝所启示的圣经里的真理才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基础，不是专家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就有效果。笃信圣经的正统的基督徒相信，行动和行动带来的后果，并不能给我们作为真理或者真的信念的基础。行动和行动所带来的后果，不能够建立什么是真理，不能给我们一个真理的足够的基础的。上帝的话、应用上帝的话，也就是合乎圣经的智慧，才是真理的基础。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实用主义。
这里有几个名字：一个是Charles Peirce，P-e-i-r-c-e；第二个名字是William James，詹姆斯，James就是雅各那个James；第三个名字是约翰·杜威，他是胡适先生的老师；第四个名字就是胡适先生了。
究竟这个实用主义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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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在西方哲学历史发展出来的。其中第一位实用主义者，或者说是早期的实用主义者，就是Charles S. Peirce，P-e-i-r-c-e。1839年出生，1914年刚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去世。第二位是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最后是约翰·杜威，1859，年轻一点，1952年才去世的。杜威的门徒，胡适，就把实用主义带到中国。胡适透过他在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其它的刊物上，他鼓吹白话文运动，就是说不要再用古文来写新闻、一般的文章，要用白话文，这样大家才能得到好处。然后，透过胡适先生，一个口号流行了，就是“多讨论一些的问题，少谈一些的主义”。（多谈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的主义）。胡适先生这些的文章，首先在《新青年杂志》1916-1918年发表，这个是五四运动，就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序。而杜威先生本人，又在1920-1921年在中国游行地讲学的。
实用主义是怎么样的一个哲学呢？
按照大英百科全书，是这样说的：实用主义者相信，一个理念、一种的政治、一种的议题的价值，是由什么原则来判断的呢？要判断一个理念、一种政治的价值，要看它的有用性、可行性、实际性来判断。实用主义者相信行动重要过教条，经验重要过固定的原则。他们也坚持人们的理念、他们的那个意义是从他们的后果借来的，而他们的真理也是要从被证实，就是一定要证实、事后证实才算是真理，这种的哲学是完全敌对理性主义的。他们相信假如一个理念假如行得通，if an idea works，或者它能够产生后果，这个理念就是真的、就是有效的，重要的是这个理念是不是能够产生效果。（听起来好像很有用，你再听下去。）
把这个观念转移到宗教的范围呢？
詹姆斯就这样说：“上帝”这个假设、这个大前提、这个假设，“上帝”这个假设假如能够满意地运作出来，就是说产生后果的话，从它最广义来说“上帝”那个假设就是真的。换言之，若有人相信“上帝”，而这个信念产生一些效果，比方说安慰、精神上的提升等等，“上帝”这个概念就是真的了。
这种的进路、这种思维的方式是赞新的、是让传统崩溃的。就是说宗教理念会展示一些能够安慰人、使人的精神提升这种的效果，在一定、特定的信徒身上能够满意地运作，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事实。可是，若要宣称说这些属性（，就是令人安慰等等），就证明某某信念是真的，那个是另外一码事。这个也是大英百科全书所做的结论。
约翰杜威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哲学家，他对人生的最基本的看法是：人的经验不是被动的，是主动的，是一个主动的社会的过程。就是人参与社会、他的经验都是他主动地参与这个群体的生活。Knowing is primarily a matter of knowing how. 所以，一个人的认知主要是知道如何、如何做一件事，探索、探讨事情呢，能够使我们改变以至改善情况。换言之，人的思想最重要需要做的，就是寻求如何解决问题。后来，这种的教育观念，被刘廷芳在中国北大、燕大和师大都促进、都在传播。
因此，杜威鼓吹教育最基本的进路就是要积极地探索如何解决问题，对美国的教育带来深远的影响。学校鼓励儿童、少年人要探索，学校需要设计一个探索与好奇探险的一个学习的环境，这样毕业生进到社会的时候，就能够进入到一个充满着自由思想、解决问题的公民民主，身为一个毕业生，进入一个社会中充满这种公民，就是他跟其他的毕业生都是有自由思想、愿意解决问题的公民。这个是美国教育和传统华人教育不同的一点。可能就是这一点，非常吸引从亚洲、中港台等等到美国的华人的父母亲的。
从某一种意义上来看，实物主义是美国独特的哲学。美国人假设理性与科学，会为人类社会带来正面的、积极的后果的，进步是至终的。就是明天肯定会更好，肯定会进步的，只要有科技，只要有理性，民主这个事业必会成功，所有人的生活都会更舒适，物质、机器，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好，科学、科技必带来乌托邦，这个是欧洲、美国在19世纪末就是20世纪第一次世界之前的欧美人的最普遍的理想。与欧洲相比之下，美国并没有兴起一些纯理论、猜测性的哲学家。比如说法国的迪卡尔（17世纪末），德国的康德（18世纪末）；美国也没有兴起很敬虔的基督徒科学家，比方说英国的牛顿（17世纪）；也不太多（，不是没有，不太多）浪漫主义的神学家，比方说德国人在法国住的士莱马赫；或者存在主义的哲学家，比方说丹麦的祁克果（19世纪中）。美国是一个广大的处女大地virgin land，吸引人来探险，占据土地定居。
这个是某些美国历史学者，就是研究美国历史的美国历史家，对美国民族性的一个理论或者一个假设—处女地virgin land，因此美国第一位最伟大的神学家就是爱德华兹，有人说美国最后一位伟大的神学家也是他。1734年，他的教会发生了复兴，他是神学家，他不光是牧师，他回应着那些对复兴抱怀疑态度的、抱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有哲学的训练，懂得怎么样维护教会里面所发生的悔改、复兴的现象，他也是为了教会的神学家，为属灵经验提供了圣经根据，约束教会，避免极端的狂热。他写的《宗教情操真伪辩》（On Religions Affections），还有其它书，都告诉我们究竟神所喜悦的心是怎么一颗心，怎样才算是真的复兴，应该有什么迹象。爱德华兹是一位理论家，也是实践者，很不幸的，这个在美国算是例外。所以，那次的大复兴之后，美国其它的复兴，就是我们在这个课程之前所称的复兴主义，都比较是反理性的。
好了，十九世纪，美国也发生了复兴，但是真的复兴跟这种复兴主义是非常的不同的。所以，Banner of Truth，清教徒书本的出版设出版了一本书叫作，Revival and Revivalism，《复兴与复兴主义》。芬妮、慕迪等等，他们都用一些崭新的方法，来吸引罪人做出一些悔改的外在的动作，比如说举手、到前面来、甚至乎有些人会发抖等等。慕迪、宣信（宣道会的宣，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信靠的信）先生，还有慕德先生，都尽力地去动员越多越好的基督徒，特别是年轻人去中国、去非洲、去印度做宣教士。慕德在1890年代著名的口号就是：在这一代，我们这一代，要把福音传遍全世界。
实用主义充满着芬尼1830年代和慕迪1860-1870年代的复兴运动的，成千上万的美国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一般都带着他们新婚的妻子，就坐船去中国、非洲、印度等等去当宣教士，特别是1880-1990年代，一直进到20世纪，到了1926年这个非基督徒运动差不多达到高潮的时候，才开始人数削减。
- Searle Bates，这位中国宣教历史学者，在一篇的文章，文章搜集在费正清所编的《在中国跟美国的宣教企业》1974年哈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Bates博士的这篇文章，是讲美国派到中国的宣教士的平均的他们的学历，一般都是在教会大学里面读了文科4年，包括了两三科圣经或者宗教。所以他们所受的教育，远远低过一般美国大宗派的牧师，他们读完大学后一般还要读3年神学的。这些的宣教士只是在大学里面修两三科就是了。
我们也可以说，那些跑到圣经学校，比方慕迪、宣信先生所开拓的这些圣经学校，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他们读多了一点圣经，但是神学与宣教学的反省，是差不多是没有。结果是差派到中国的宣教士大部分都是行动家，他们爱主，他们是热切祷告的信徒，他们心里面有迫切地抢救灵魂的心，他们牺牲一切，离家别井，甚至乎被病魔干扰，包括他们的儿女们，有些在中国去世，连孩子们都埋葬在中国的。比方说马礼逊他和他太太等等的坟墓，今天在澳门还可以找得到。可是，大部分的宣教士，并不是有深度的思想家，他们就没有留下稳固的教义根基给中国教会跟华人教会。
现在我们来看华人教会里面的实用主义。
二十世纪的上半，中国是一个动荡的社会，那时候没有时间好好做安静的神学的反省。宋尚杰、倪柝声、计志文、伯特利布道团，还有其它的，都在中国和东南亚等等，1930-1940年代环游布道，把福音和悔改带到国内跟海外的华人，华人教会的人数是在增长的。很多信徒献身，领袖们鼓励他们好好预备自己。结果，我们回顾来看就是为1949之后的受苦跟逼迫做出很重要的准备。
所以，一种实用主义的传福音的模式，是强调祷告、过圣洁的生活，传福音、与世界分离出来。是换确结出果子来的。当受苦、逼迫临到教会的时候，这种圣洁的模式就成为中国教会神学的特征了。
二十世纪下半，特别是在海外，华人教会逐渐地成熟了，包括台湾、香港、东南亚、北美洲，有的还有其它的地区。
在1950年代跟1960年代，美国非常的乐观、自信，它的权力一定相比苏联会膨胀，所以美国社会对项目，program,就是计划、对方法、对科技的信心，这些都影响教会的。1966年的柏林大会和1974年的洛桑大会，都强调福音要从六洲传到六洲，这个是一个另人兴奋的年代。特别是1940年代末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葛培理的布道大会运动开始了、青年归主这个机构开始了、世界宣明会开始了、富勒神学院开始了，《今日基督教》杂志1955年创办等等。
华人教会呢？华人教会在1970年代初，有很多不同新的事工兴起了，包括神学教育，比方说1970年台北的中华福音神学院，1975年的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辅导事工，青年事工，1973年的《突破杂志》，大概同时代的台北的《宇宙光杂志》，福音预工就是“宇宙光”跟“突破”这种做代表。文化事工，媒体事工，这些对华人教会来讲都是新的。跟1930-40年代吃苦、祷告、传福音、过圣洁生活是非常不一样。
海外教会，北美（，做个比方），1970年代，是留学生（从香港、台湾的）毕业了建立教会的时代，就是说从1970之前，华人教会在美国大概不超过100间，那今天已经到了1000间。所以肯定都是1970之后才设立的。建堂、聘请牧师然后划出宣教预算都是当时的现象，所支持的宣教事工当然就包含了各样上面所讲的事工。教会、信徒、弟兄们，忙碌，愿意投资生命在福音事工上，曾几何时短宣也流行起来了。
不过，我们要分辨一下表象和实质之分。1970年代以来，所释放出来的实物精神，导致华人教会的教义很脆弱，教会对那些消费者很友善，有了有效的策略去外展，但是莫不关心教会是否忠于圣经历代传下来的真理，是不是真的尽忠呢？教会增长运动的创办人Donald A. McGavran说：“我们假设已经知道福音是什么，挑战是如何传到全世界。”问题是我们并不一定可以这样假设的。对圣经的默示无谬等等真理，开始松懈，对其它宗教我们开始会对话，就比较淡化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的。
教会开始进口市场学和心理学概念，不思假索地就吸收了，教会越来越像世界，世界涌进教会，这个是“洛桑信约”1974年的警告的。我们若允许是否带来正面效果这个准则来判断一些概念是否真理，我们对我们所信的信仰就失控，就不能控制我们所信的。这个就是目前华人教会的情况。我们追求实际，我们要得到结果。但是结果取向，就是以结果来做取向，引我们到世俗化跟实物主义的思维和生活的方式，这个是非常的危险的。
超越实物主义，中国人是非常实际的。传统的儒家、道家的哲学，强调神秘主义和实用主义。神秘主义就是天人合一，所以艺术跟文学，包括书法等等都很重要，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里面。实用主义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人为中心的生活模式，上面有天子这个神话，下面老百姓只要今年能过冬天，肚子不饿就好了。所以，中国的实用主义就是如何活下去。这个在农民与地主的关系之间，农民必须要生存的。而西方与日本侵略中国，中国人就更加需要生存下去。所以中国人过了鸦片战争，特别过了义和团，中国历史就是如何在国际上占一席。从1860年代的科技现代化、军事现代化到政治现代化、1911年的革命等等，华人从慈禧太后开始到邓小平时代，中国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现代化。
所以，华人教会有双重的动力，为什么我们接纳实物主义的，一个是中国传统，包括现代历史，另外是西方的宣教士。
那我们该如何活下去呢？不加约束的实物主义？或者还有其它路可以走呢？
有的，有其它路可以走的。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问题上，就是从上帝这个观点，最实际的需要作什么呢？人生最实际的事是什么呢？
假如我们研究新旧约圣经，我们就看到“敬畏上帝，认识上帝，追寻智慧”才是最实际的。还有其它的圣经词汇，包括：遵行、信心、敬拜、服事、守约等。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字义研究，上帝的心意是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祂，遵守祂的戒命，一切的戒命。传福音和宣教是遵行神诫命的一部分，但是传福音不是服事神的全部；宣教是教会的目的之一，可是不是教会的全部的目标。
我们热心要实际，因为世界在变动，在多元化。但是教会就失去了这种正统的异象，就是忠心于圣经、静默、平凡地顺服上帝、敬畏上帝。这种恒久持续的纪律，必需要靠教会有系统的、忠心的、年复一年地教导上帝的话，才能够建立起来，没有秘方带来令人震撼的结果，只有决心系统的、涵盖一切的来教导、应用上帝的话，帮助上帝子民增长如何讨主耶稣的喜悦。所以，牧师、长老、执事、主日学的老师、教师们，都必须抓住这个主要的目标。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每一代要思考，究竟福音是什么，要重新地发现。因为每一代都有异端，有人文主义的哲学等等挑战我们，我们不能够松懈的。就是当我们好好地去敬畏神、顺服神、服事神的时候，世界会注意到的。
是的，传福音、宣教，成为我们有纪律的思想、生活的一个自然的延伸。当然，策略、方法、步骤都有它的位置，但是不能够没有稳固坚强的信仰根基。怎么选择策略跟事工项目，要看这些项目是否在方法论上符合圣经，因为方法也不是中立的。
人生最实际的是什么呢？参考哥罗西书1:9-10；腓利比书1:9-10，就是寻求智慧、认识神的知识，好叫我们结出果子，讨神的喜悦，把感谢、赞美归给天上的神！
—你我是到处去“取经”的信徒吗？请留意！
附经文：
《歌罗西书》 1：9-10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 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 神。
《腓立比书》 1：9-10 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注：或作“喜爱那美好的事”），作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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