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第23课，改革宗神学与华人教会，一个历史素描。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为什么我们华人基督徒对改革宗神学、改革宗信仰好像比较很陌生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历史的背景。
第一段，是早期宣教士的努力，自由主义的、就是自由神学的理想和复兴主义的现实。
事实上从19世纪，美国差派出不少的长老会的宣教士的。有自由派的、有保守派的。我以前的上司在PCA，我在纽约开拓教会的时候我们上司呢，他是第二代的美国去南韩的宣教士，Dr. Right Linton，他讲了一个没有数据的话，我觉得很令我们好好去思考。他说：美国的长老会把自由派的宣教士往日本送、保守派的往朝鲜送。中国的，自由、保守两派都有。结果你看呢，日本的教会，他们的教育水平很高，影响力用人头来算是满大的，但是人数是很少的。所以一直以来，中国的长老会，就是所谓的改革宗，长老会的宣教士，有自由派的，好像司徒雷登、赛珍珠等等，还有1932年的平信徒宣教研究报告书的那批人。在1877年，第一次在中国全国的基督教宣教士开了大会，在那一次，在厦门的美国荷兰改革宗的宣教士，JVN Talmage，他发表了一篇报告，他说他怎么样在厦门把公理宗、长老会和改革宗的宣教士合起来开拓了一个新的区会，不是改革宗的、不是长老会的、不是公理宗的，是共同的中华基督教会。
这里给我们看到，早期的长老会与改革宗的宣教士呢，神学有两派，但是，为了中国本色教会的诞生呢，是有过一番努力的。到了20年代初，长老宗、公理宗、改革宗这些的宣教士或者他们所训练出来的中国人领袖有满多很出名的，很有才干的自由派的领袖，比方说诚静怡，他是北京的米市街、就是今天的东单北大街公理宗的牧师。他曾经在1910年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我们要爬到橄榄山顶看一看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异象，我们中国不是叫宗派基督教会，是叫中华基督教会。他7分钟的演讲，让很多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所以，改革宗，长老宗，那些自由派的领袖们，包括诚静怡、包括燕京大学教授，所以在很多不同的超教会超宗派的事工上是有份的，但是他们是自由派的。保守派的呢，比方说中国内地会，中国内地会是不分宗派的，还有宣道会也是不分宗派的。这两个差会，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等，宣道会是加拿大跟美国的，内地会有英国、有美国，他们都会差派一些长老会或者改革宗的宣教士在他们的行列中在中国进行宣教。但是他们很明显加入内地会或者宣教会的行列的时候，当然就不会强调长老会的特色了。
1940年代信正长老会，就是梅钦离开了长老会，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差不多同时代开始的信正长老会，有宣教士Samuel E. Boyle 包义森在东北，他的助手就是赵中辉，就是改革宗翻译社的创办人。后来1950年代，赵中辉住在日本的神户，Kobe。另外就是华北神学院，曾经有一度有一位老师是O.T. Allis，他曾经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过旧约，他也在华北教过书。所以，不是没有保守的改革宗长老会的宣教士，为数不多。这个是海外的，就是从美国到中国，有自由派的、有少量的保守派的。
那至于在美国国内的宣教工作，与中国一样，长老会与公理会呢，他们有他们的君子协定，另外又有卫理公会与浸信会的合作的。我想，我们假若在美国稍微留意一下美国的大城市，三藩市、洛杉矶、纽约、费城、华盛顿、再加上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等等，你就会发现一些历史比较悠久的教会。温哥华有一个叫做自立中华基督教会，费城中华基督教会，三藩市的长老会，Cameron House；洛杉矶的华人公理会在阿曼提，还有真光长老会在Alhambra等等，三藩市有第一华人浸信会，那是浸信会了。这些长老会跟公理宗跟中华基督教会都有他们的背景。简单的说，有一段时期，公理宗专门办主日学，长老会专门开华人的教会。无论是公理宗还是长老宗，无论他们是开教会或是开主日学，在1943年之前中国跟美国有不平等条约，美国在1882年国会有排华法案，是一直到1943年才废除。这一段时期，这些长老会、公理宗、浸信会也是，肯定有一些老太太或是小姑娘，他们跑去唐人街，当时都是男人的世界，因为排华法案的缘故，女人不能来的，所以唐人街是一个台山人男人的世界，他们需要写信、翻译信件等等，或者学英文，当然有少数的女性在。所以帮助华人写信等等或者学英文的，除了一些的家族性的协会，就是台山的那些家族的会以外，就是这些宣教士了。这些英文班、主日学，给妇女们、孩子们搞的主日学等等，后来就演变成为什么第一长老会、公理宗等等。这个是在1960年代台湾香港学生留学潮发起中国学生查经班之前的情况。就是说1955年的全美国基督教教协NCC曾经做了一个调查，整个美国有华人教会不超过100间，几十间而已，大概五六十间，现在是一千多，所以很明显都是1970年代开始的，大部分都是1970年代之后创始的。
另外荷兰的改革宗在印尼有宣教士，而这个荷兰的改革宗教会当然就有华人啦。（顺便一提，卫理公会也在印尼，特别20世纪也有开拓教会的。）但是从中国1930年代发起的复兴运动，宋尚节、计志文他们都会跑东南亚布道，所以华人华侨的可能在改革宗教会聚会，或者因为方言的缘故，不论是福州、兴化、厦门等等，语言的缘故，或者又受到华人从中国来的复兴讲员的影响，所以早晚都会出现一种有改革宗背景、以华人自己管理、受到复兴传统影响的华人教会，这个是印尼的情况。
马来西亚有长老会，他们都跟中国的中华基督教会，但是从来没有采纳过《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一直到21世纪，就是过了一百年之后，他们才会发现《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以前只有《使徒信经》就是了，因为他们跟的是英国的公理宗或者英格兰长老会，是比较神学意识是很淡很淡的。
所以在1949年之前，有这些零散的一些的历史，有自由派的长老会的宣教士和保守的宣教士，有些是容纳在内地会里面，有几位是改革宗的，不多。海外有美国的、加拿大的这些Home missions，就是在华侨中间开拓的教会。在东南亚有不同的宗派在那里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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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1945或者1949之后。
台湾，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很肯定的可以说基督新教教徒大半是长老会的。这大半里面，有很多是山地教会，其他是台语教会，就是说国语和普通话的教会是少数，这个是1960到1970之后的这个情况。包义森和赵中辉继续翻译很多改革宗的书籍，名字是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后来把办公室搬到台北。在台湾长老会占了基督教人数一半以上，在台湾包义森这一类的或者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CRC，跟Orthodox Presbyterian，他们的宣教士就设立了基督教改革宗长老会，是一个小小的宗派，可能也有些韩国的宣教士在里头。
香港呢，香港中华基督教会在中国大陆是1927年成立的，它主要是自由派的，偶尔会有几间堂会是福音派的，比方说香港的弯仔中华基督教会一直是福音派的。但至于说改革宗的思想是怎么进到香港？就是1949之后，我想其中很重要的就是David Adeney，艾得理先生和陈喜谦先生。艾得理1930年代剑桥大学毕业，由内地会送到中国，后来在香港做学生工作。
陈喜谦在浸信会神学院毕业，在香港大概1960上下，他是九龙城浸信会的会友，就开始在香港大学向大学生传福音。有一段时间睡在学生宿舍的地板上，他就开始介绍归纳式查经法和一些司托德等等这些英国校园的书给香港的学生们，所以不是借着改革宗的名义，但是把司托德这些材料就慢慢给香港的一批大学生就认识了，同时司布真、钟马田这些书也会在灵光教会所办的书室那里出现。他们可能是弟兄会背景的基督徒，但是也会接触到一些改革宗的文字和书籍。
1950年代，在美国东岸、西岸都有一些美国出生的华裔青年，比方说远培德、黄赐予、黄光荣、杨立春等等，他们都献身做传道人。其中远培德曾经在香港教过神学，他是美籍华人，他不懂华语的，到了香港可能学了。黄赐予也是，杨立春、还有一位叫Ada Lam夏威夷的，这两位女将，杨立春也是香港教神学的，William Wong也是，黄赐予也是，Ada Lam是全世界跑教导学生、大学生如何带领归纳式查经的。所以在长老宗华人教会里也出现过一批献身青年，不过他们自认是福音派，有的是读的富勒神学院，事实上是没有什么改革宗色彩的。但是，你要说长老宗有没有一些华人的传道人出现过，是有的，是福音派，但是他们不会自认是改革宗的。
至于在美国，基督教改革宗宗派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的牧师，历史比较早的是司徒钜勋牧师，他在1947年到威斯敏斯特神学院，1950年之后，同时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和纽约协和神学院两间神学院读他的神学硕士，就开始在纽约做学生工作，1950年代末就开始了他在纽约市皇后区的长岛基督教会 Queen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杨胜世牧师，他的父亲是很有名的香港港九培灵会的培灵解经大会的主席多年，他也开拓了三藩市金门基督教会 Golden Gate Christian Church 。张培谦在洛杉矶开拓了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在黑人区，所以是多种民族的一间教会，他是华人，后来他是灵恩派在温哥华的传道人。韩牧师在芝加哥大学附近也多年来牧养一间基督教改革宗教会，那唐约翰就是后来在洛杉矶开拓了洛杉矶华人基督教改革宗的教会蒙恩堂。这些是基督教改革宗宗派的华人教会。
印尼，刚才说过印尼有荷兰人开拓的改革宗教会，但是华人多受复兴传统影响，计志文牧师在爪哇岛的东边玛琅这个城市开拓了东南亚玛琅圣道神学院，这个不算是改革宗的神学院，但之后有一位院长Peter Wongso黄彼得牧师，他自学改革宗神学。他的学生们，包括唐崇明、唐崇荣、唐崇平等等，应该不包括唐崇怀，因为唐崇怀牧师他是直接来美国读神学的。唐崇荣毕业之后就留校多年，一直到1989才移到雅加达开了他的归正福音教会，所以在玛琅圣道神学院有一些改革宗牧师或者教师。这是1949-1965这段时期，开始有一些新的开始，美国、印尼、马来西亚、新马坡就继续有华人的跟英文长老会的教会等等。
第三段，1965-1980，华人教会工业化，福音派抬头。
我知道“工业化”这三个字是很刺耳的，我是故意用的。1965年，基督教入台湾100周年纪念，当时赵天恩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已经读了两年神学，他1964-1965搬到台湾，在基督书院教英文，学生中他就选了他的妻子郑简卿姐妹。他在台湾那一年，给他很大的震撼，他看到基督教在台湾讲台跟神学信仰是那么的薄弱,都是因为神学教育的危机。回到威斯敏斯特完成了他的道学学士，当时还不叫道学硕士叫道学学士，之后他继续念他的神学硕士。1966年，他开发一个叫做 Chinese Fellowship Of Christian Studies 华人基督徒研究团契。这个团契后来又分两组，神学组和科学组。神学组后来演变或者他把它改组成为committee group，神学院筹备委员会。Committee group后来就改名叫作Seminary Preparation Committee，1971年1月份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图书馆外面的树下祷告，就开始这个神学院筹备委员会。他们愿意（当时还没有说1975年）神若愿意的话，在香港开拓一所为中国的本色化的神学院。头四个委身的是赵天恩、周永健、陈济民、高集乐。赵天恩是东北日本长大，在美国滨州日内瓦大学毕业，他学士的主修是希腊文，后来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进修。周永健，香港大学，然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应该是1969年毕业，然后去犹太人办的在波士顿的Brandies大学读他的地中海研究哲学博士。地中海研究是特别为一个学者开拓的一个部门Mitteranian Studies，Cyrus Gordon，是研究旧约的。陈济民，厦门人，香港伯特利神学院毕业，后来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读完后到Westminster读他的道学学士和神学硕士，主修新约。高集乐，台湾人，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读完他的道学学士之后，他的兴趣是教牧协谈。头四个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1970年委身香港办神学院。四个都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原则上是改革宗，不过有一些对本色化神学味道比较重，特别是赵天恩跟陈济民。
第五个是马鸿昌，他是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毕业之后，在Iowa州立大学拿了他的传播学的博士，他在这个整个中国神学研究院的筹备过程中，他待的时候不太久，后来他就去做他的传播咨询工作了。冯荫坤，富勒神学院毕业之后，他在英国曼彻斯特跟F.M. Bruce 读了他的新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是讲加拉太书，他的博士论文文本是600页，注脚第二卷600页。他写论文在英国的时候，儿子不能进客厅的，因为他的东西多的是。我们开玩笑说，冯荫坤呢，凡是处理的圣经经文，原文希腊文，一撇都要写注释的，最新的学术论文一定会处理过，是很严谨的学者。他写的加拉太书英文注释，他的老师都说，是全世界第一名、最好的注释。陈喜谦，讲过了，是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的第一任干事，后来在香港浸信会神学院毕业，多年来是学生干事，之后在富勒读了一个宣教学的硕士。张修齐，香港人，是在Trinity，他在美国读大学的、在康州读大学的，之后在Trinity（三一神学院）读完道学硕士之后，他到法国Strasbourg就是宗教改革那个Bucer，特别影响加尔文的那个地方，读了他新约的哲学博士，主修约翰福音。后来到了密歇根州立大学，大概3-6个月，特别研究非正式的教育，好叫能够有一点创新的神学教育的模式可以学到。邝炳钊，香港建道神学院毕业，然后在美国Gordon（戈登）神学院毕业，他后来跟周永健一样，是在 Brandies University 拿他的旧约博士的。所以这个是头九名的委身的教授。这个是赵天恩想出的一个构想，就是要一般委身的、终身委身的教授。当然，后来从这个委身的运动慢慢变成一个就是一个一般传统的高等学府了。这个委身运动这个精神后来就破灭了。
从1967-1976年，先后有这些顾问咨询过他们：O. T. Allis就是曾经在华北神学院教过旧约的，也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教过的长老会改革宗宣教士，他把当时华北神学院剩下的两三千美金都捐给中国神学研究院，而且把中国神学研究院头一版本的信仰宣言两页纸的每一个字都挑过。Arthur Glasse他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后来是富勒神学院的教授，是资深的宣教领袖。王永信，中国信徒布道会的创办人（1961年），华福大会的第一任干事（1976年）。Ralph Winter，美国世界宣教中心的创办人，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美国洛杉矶Pasadena，美国世界宣教中心的创办人，他有很多创新的idea，概念,在当时1970年代是非常前卫的。Ted Wald(?) 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的非正式教育和成人教育的专家，就是张修齐的老师，他对全世界的非正式的或者是前卫性的、或者成年人的神学教育有很大的负担，后来他就转到三一神学院去教书了，芝加哥三一神学院。所以有些早期跟他写博士论文的，我们给他绰号叫作Wald（?）－Mafia。 然后还有William Crispin （？） Samuel Rowen（？）一些从旁观察的一些朋友，我呢算是在旁边端咖啡的小孩子。
所以，你要知道当时中神的诞生那个异象呢，在整个改革宗在华人中间的影响，无论它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我可以这样说，你理解几个人的生平，你大概可以掌握到海外华人教会的历史。腾近辉、王永信、赵天恩、唐崇荣。
1970年，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和吴勇长老在台北发起，要开中华福音神学院，他们捷足先登，5月份就宣布9月份就要开学。当时中神、赵天恩这个团队呢，是要慢慢的计划到1975年才开校的，分别队员在不同的地方学他们的博士，然后计划1975年登陆香港。但是台北的这两位，一位西教士、一位资深的领袖吴勇长老，他们说“今年就开”，所以他们就来中神来借教授，一借就借了两个大将，赵天恩跟陈济民，至少两年1970-1972。所以华神第一批的教授，最重要的，除了戴绍曾院长以外，就是赵天恩和陈济民。（1970年6月我拜访过赵天恩跟陈济民，在台北士林宪兵站旁边的校园。当然后来华神的发展就完全另一条路线了。）
1972年12月第一次北美华福会，华人福音会议，在加州Sacramento旁边的 Ridges （？）Spring举办。当时很多的牧师云集，有人就提出，不如你们中神跟华神合并吧，当时，我做他们会议记录的秘书，结果是失败的。但是那次是华神和中神的合并洽谈的很重要的一次里程碑，最后就分道扬镳了。所以中神的创立，是改革宗的很重要一条线，因为他代表了四个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毕业的华人神学生的异象。
好，回到美国基督教改革宗教会，刚才说过司徒钜勋在纽约，杨胜世在三藩市，还有韩牧师在芝加哥等等。但是他们总部设在密歇根州，但他们的电台在芝加哥的南郊Back to God Hour，由任以撒牧师作广播主任、就是华语的广播主任。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听到林体安接了这个事工，他所出版的《当日箴言》这个灵修小本就是他们出版的。当时任以撒就请了杨胜世、唐崇平牧师，唐崇平牧师是在台湾做基督教改革宗的宣教士的，跟我一起在1980年代曾经做过好几年的出版一些改革宗书籍中文翻译的一个计划。
那说到书籍，我们就要看呢，其实福音派的出版社是有出版一些改革宗的书籍的，比如说证道出版社就是今天的证主协会，宣道出版社、天道书楼、种子出版社等等。比方说，我们要看巴刻《认识神》，那本书不是改革宗出版社出版的，巴刻的书，司托德的书，钟马田的书等等，大部分的都不是台湾改革宗翻译社出版的。就是说天道书楼我讲了，伯克富的《基督教教义概要》是天道出版的。所以他们出版书就说“这个是本好书”，就出版喽。所以改革宗的书是列在好书的名列里面，所以很多改革宗的书籍，都由非改革宗的出版社甚至乎是书室，就是书店，在那里流传。
好了，刚才我讲到中神的那几位，赵天恩、陈济民、周永健和高集乐是1970年就献身要开拓中神的。现在我们讲1970年代之后，七十年代之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华人学生，包括我在内。这是下一讲要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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