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第20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中国教会史》第20课，我们继续来看吴雷川最后一段啦。
他在1936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是他最出名的一本书。他在这本1936年出版的这本书中声称自己将不在从事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之间的比较研究了，而是要研究双方与中国前途之间的关系。当然这只是他的意向并非最后的结果，我们看到他后来仍然在确认儒家经典作品中的基督教概念的。但同时我们也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本书看到他努力寻求一个既是基督教的又合乎中国思想的具体社会方案。
1936年吴雷川仍然认为：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格，基督教仍然是一个伦理体系，然而同时耶稣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和改革者。耶稣的目的是要在地上做王和夺取政治权利，这正是基督这个称号的意义，耶稣决心要做成为一般犹太人所向往为君王的基督，他将会为以色列人带解放、自由。耶稣计划中的理想的社会就是上帝的国，在这个理想社会中人人平等，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苛捐杂税，人人都是社会的雇员，而社会又是所有财产的拥有者，他确信耶稣要彻底的改革社会，要改造社会中的经济组织。
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呢？吴雷川相信耶稣前面有三个选择，福音书所记载耶稣所受的试探描写，孕育着三个选择：第一，是利用物质的引诱来搏取民众的支持；二，是利用人民的迷信以一些奇异的行动使他们屈服；三，是与当时的当权者妥协。但耶稣所选择的是第四个途径，遵行上帝的旨意和恪守真理，这个意义虽然不是十分明确，但还是可以看出吴雷川所说的耶稣不愿意妥协宁可坚持自己预定的原则。
祂有一个双管齐下的计划，一方面去说服社会领袖，另一方面去改变民众的意识，而他后来又痛失最可信的同伴施洗约翰，他知道他的使命失败了，最后唯有受死殉道一途。所以他英勇无比决心顺命牺牲，祂必须切切的教导他的门徒，祂以一死把真理昭示世人，完成了他的人格。所以他是值得我们效仿的，耶稣是主。
问题是耶稣的门徒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教训，虽然他们与耶稣有同样的政治抱负，但却缺乏耶稣的社会改革意识的深刻理解。耶稣死后，他的门徒极为感动，便开始传讲基督的信息，但在传讲的时候呢，他们忽略了其中的社会方案，尽管他们在早期教会中是施行这些方案的。但福音书写成的时候耶稣的原始概念已经被误解，福音书成书之后便成了门徒的教导，口头流传的故事和作者想像的混合体。而且公元70年后耶路撒冷被毁，民族主义和独立思想成为禁忌，因此新约使徒书信中充满着顺服政权的命令。到了公元313年基督教更成了官方的宗教，从那时起，教会权威完全摒弃了耶稣原来的教导，教会的教义又支持教会全力这样做。19世纪之后路德改革后基督教才重见天日，然而基督教此时积重难返无法补救。耶稣的门徒误解了他的教导，以及后来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两个关键的因素阻碍了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在历史上显露。19、20世纪，欧美基督徒意识到社会改革的需要，这种需要在中国尤其是迫切的，中国的需要是社会安定、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而国民党这方面完全失败，因此中国的需要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就是革命，所以暴力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耶稣也预示了暴力。
吴雷川的理论耶稣的预言自己第二次降临的征兆，既然革命是必须的，所以个人自由和和平主义便无地可存身，爱必须屈居真理和公理、公义之后同时对民众必须进行政治教育，在教育中和对领袖的培训中基督教可为中国做出真正的贡献。
吴雷川寄希望于当时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所发起的学生基督徒运动，吴雷川在1936年重新回到燕京大学教书，自日本占据燕京大学的校园之后他迁去北京的城内一直住到1944年他去世，他最后一本作品《墨翟与耶稣》于1940年出版，这本书中他修改了自己1936年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到了1940年，吴雷川所理解的耶稣计划则是要首先唤醒民众的意识，然后再去施实组织改革。同年又写了一篇文章：耶稣志在改革而不在创立宗教，强调的是社会改革而不是政治力量，但文中依然表述耶稣是政治领袖这个主题的。
吴雷川之所以修改自己的观点，大概呢是对自己所受批评的回应吧，这些批评来自吴耀宗。吴耀宗年纪比较轻，他是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写序的。还有赵紫宸，赵紫宸批评吴雷川反耶稣写成政治一个领袖实在是建造空中楼阁，吴雷川的观点显然违反新约的教导，他的结论是把一个又一个的假设累积起来的结果，在赵紫宸看来，新约中的证据恰恰给我们另一个结论：耶稣理想中的天国是精神上的而不是政治和现实的。
1940年吴雷川已经成为一个孤家寡人，他从儒家思想走过自由主义终止于社会主义。生命社中至少有两位同仁批评了他的观点，其中一位竟在他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序言中批评他，1944年他致终是一个显为他的同代人理想的悲剧性的人物就离开世界了。
第五，最后一段。孤独的悲剧人物。吴雷川思想简单的一个分析。吴雷川的思想中有几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曾有一个学者指出吴雷川是把社会改革当作基督教的本质，把本色化问题从对两种文化的比较研究转移到具体的社会现实研究中，这是从一个本色化到社会呈现的过程，也意味着基督徒对民族主义的回应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 但吴雷川无法回答其中一些具体的问题，诸如西方扩张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不同，改革与革命之区别等等，他留给后人的是失败的教训而不是成功的典范。
吴雷川的思想经历了几个阶段，他笔下不同的耶稣基督形象正好标志他的思想发展的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渴望入朝做官来改革中国社会，这个念头始于他步入翰林院的1898年，而他真正的作官的生涯是在1920年代的开端。吴雷川于1936年把耶稣描写为政治领袖，其实是他这个阶段思想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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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从1905年，那年科举考试制度完全的废除了，吴雷川的翰林学者身份变得一文不名，这个人正失意精神空虚的时候，他转向基督教。1915年他皈依基督教之后，完全投身于教会运动，在这个阶段他试图运用新获得的信仰来改革社会，他认为耶稣是一个唤起民众意识的社会改革家，这个观念可能是吴雷川这个阶段思想的结晶。吴雷川努力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所采用的方法就是使基督教本色化而儒家思想基督化。他这种的行为呢可以与耶稣用宗教俗语向犹太人传讲社会改革的信息相比，他自己的目的是改革中国社会，而使用的工具就是基督教信仰。
吴雷川改革燕大的行政管理结构未曾见效，是他思想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他认识到唯一可做的就是教育中国青年，如他笔下的耶稣一样。当他知道自己的使命失败之后，便集中精力从事教育工作。
1936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的出版，标志着他的思想历程的最后的阶段。尽管他在此书中论述的革命思想已经散见于30年代初期的几篇的文章，吴雷川的革命计划和耶稣决志徇道相比较，这是吴雷川生前最后的立场。他一生孤独遭失败，是一个历史悲剧人物。在吴雷川从儒家思想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历程中有三个主题是贯穿始终的。第一，注重研究儒家经典和圣经。他大量引用四书和四福音书，并且试图走到新约的背后直接找到真正的耶稣，这种文本批判精神也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学者的风格，他一生似乎从未放弃这种精神。当然这个受到19世纪的圣经批判的影响。
第二，采取一种广泛的方法就是典型的五四知识分子所采取的借着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从神学自由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历程中，是想用一个广泛而模糊的理想来改造中国，他从未坐下来研究具体的行动方案，而这一点正是他的许多同代人的通病，包括非基督徒。
第三，教育在他思想历程的每一个阶段都占特殊的重要的地位。即便他在他的晚年的社会主义思想中他也提到政治教育的必要性，认为基督教可以为中国培养出、培育出领袖人物，他一生为人师表，教育已经成为他思想的一部分。吴雷川的内心深处一定成为他的中国人和基督徒的身份所困惑，为他的教育家的责任和作为非基督教运动回应者的责任而挣扎。
他似乎与赵紫宸采取了同样的解决的途径，然而到了30年代二人却分道扬镳了，一个守住渐进的改良的思想，另一个高举暴力革命大旗。二人都真正声称自己是基督徒都不忘非基督教运动对他们的挑战，都苦苦寻求一条与基督精神重建中国社会之旅。看到这个吴雷川的生平又是特别又是很悲惨的。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人物了，现在我们来看徐宝谦、徐宝谦的唯爱道路。
在中国历史上徐宝谦远远不如赵紫宸、吴雷川那么突出。徐宝谦没有神学巨著，也不像赵紫宸那样专注本色化神学的研究，他没有吴雷川那么激进，他自己一生努力活出基督教的爱、牺牲、服务的精神。然而对徐宝谦生平的研究，也许能够更加的说明20年代30年代生命社成员所面临的各种的难题的。
徐宝谦比吴雷川年轻的多，也比赵紫宸小四岁，若按年龄划分的话，徐宝谦可能排在五四师长那一代的末后，或者说他介于五四的师长和五四青年两代人中间，因为他既背负着五四师长一代对他的期待，又兼有五四青年时代的精神。他的梦想是要看到一个新中国的诞生，他认为、他认定这个新中国（，在他的心目中呢，新中国是中国基督教新文化的同义词，）诞生是可能的，怀着这种信念去扩展、去行动。徐宝谦与众不同的特点是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常说知行合一。他不仅仅是一个职业的教授，而且更是一个实干家。因此，徐宝谦的研究将不注重他的思想，而注重他的生平的活动。虽然徐宝谦也有一些与赵紫宸、吴雷川不同的思想观点，比如他的唯爱思想和中国跟日本合作的观念。但是，最能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跟他的危机的是在实际的生平而不是他的思想。
徐宝谦和他的同代人一样没有看到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实现，而他所体验到的失败不是在思想方面而是在行动范畴。他在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服事中、在基督教运动中，尤其是在黎川的乡村建设中在这些具体的行动中，他一次又一次经历到理想的幻灭，然而就是在这种的所谓的失败中徐宝谦的生命蕴藏了并体现了一种的积极的意义。他信仰真诚，甚至在临终的前一刻他以自己的生命把好撒马利亚人的善行昭示于人。
大至说来徐宝谦的生命可以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皈依基督教和早期的服事；第二个时期包括1921-1931年的去美国留学和在北京的生涯；第三时期是从1935年到1944年的晚年的生活。
第一、皈依基督教和早期的服事：徐宝谦出生于书香门第，幼年随伯父诵读读经，10几岁就进绍兴的县立的中学。1910年进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在离家求学的时候，伯父要他答应不做三件事，就是不剪发辫、不作革命党、不入洋教，结果到了1913年这三件事他全都做了。辫子是1910年、是民国成立前一年剪去的。他也醉心于革命思想追随革命，寄希望于同盟会甚至中国需要培养社会领袖。同时他对复兴儒学也感兴趣，在北京他曾经加入北京的孔教会，后发现该教会的政治色彩太浓而退出。他在税务学校学习的时候母亲去世了，大概在这个时期呢，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在北京工作。
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追述到1841年那一年，George Williams，威廉士在英格兰的Liverpool，利物浦招收了11个儿童教他们应用课程。北美的第一个青年会成立于1851年，青年会事工的前提是：人基本上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培养基督徒绅士或者君子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它的事工具有双重的目的，包括今世成功和来生得救。基督教青年会参与学生工作，就是在学校里面开青年会开始于Luther Wishard，这个人1870年从汉诺威转到普林斯顿，在1877年创建了基督教青年会大学协会，或者是用中国的名字是校会、学校的青年会，并出任第一届的干事。而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既服事大学生也服事城里的青年工人的。最初的学生团体于1885年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第一任的干事David Willard Lyon，李安，L-y-o-n，1895年抵达上海，他后来的同工们主要在几个港口城市服事中国商人、学生和为数不多的传统儒家学者。这些人形成了中国社会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西方相互接触的边缘地带，接触的一个地方。青年会YMCA在中国首创体育教育，民众教育和社会工作，它的组织形式非常的有弹性，试图在中国工作的初期便推行领导管理和经济方面的本色化。
徐宝谦对基督教青年会所举办的讲座非常感兴趣，虽然这些讲座总是涉及到政治问题，但主要的信息十分的清楚：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核心。1912年除夕，徐宝谦和他的同学张钦士决志，每日读一章圣经，认真研究宗教问题。1913年 John R. Mott，慕德和Sherwood Eddy，艾迪来中国演讲，这个演讲就等于自由派的布道会。徐宝谦听了他们的布道之后就参加了查经班，6个月的学习之后他得到了一个结论：耶稣确实有崇高的人格，基督徒信仰的确真诚，这时候他还不能理解基督的神性，也不能解决创造论与进化论之间的矛盾。直到1913年在卧佛寺举行的夏令会，燕大的社会学家John S. Burgess，布吉士徐宝谦解答了这些理性上的难题。Burgess还送他一本J. Arthur Thompson的一本书叫作《自然的圣经》。他读后发现进为化论不仅与创造论没有冲突还可以反证创造论的合理性。
他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为何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呢？Burgess这样回答：只要效法耶稣，我们也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子。他因此顿悟觉志信主。在夏令会上，他声明要皈依基督的三个理由是：第一、耶稣的人格伟大；第二、所见信徒言行的真诚；第三、科学与宗教并无真正的冲突。
需要说明的是徐宝谦同时无意放弃他的儒家思想，更为确切的说徐宝谦相信基督教可以补充儒家的不足，他看到两个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三重不同之处。
第一、基督教是有连续性，儒家没有，儒家只谈生不谈死，不谈鬼神存在的问题，而基督教追本求源，认为上帝是万物之根。二、孔子强调社会习俗与礼仪的改革，耶稣则强调内在的改革，就是人的生命的改革。三、孔子周游列国，企图以政治手段达到个人目的，耶稣只是人民的朋友，孔子的方法是从上到下，耶稣的方法自下而向上。徐宝谦在他的圣经的封面写着：基督教简单扼要，力能起死回生，把血肉加于白骨之上。
徐宝谦皈依基督教之后，立刻感受到那种的持久的宗教经验。从夏令会回到北京城的路上，他觉得路旁的树和鸟都在对他微笑，他认为这种经验就如圣方济，Saint Francisda Assisi，对动物的讲道一样，他读经祷告，阅读基督教书籍，参加基督查经等各种的教会活动。有时候他会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而一想到耶稣并立刻确信宇宙中的确有一个超理性的真神的存在。在他的基督徒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失去这种主观的个人的宗教经验的。和吴雷川一样，徐宝谦信主之后立刻向别人传福音，他告诉伯父自己已经信基督教同时还寄给伯父一本圣经。这个时候他的伯父已经剪去辫子了，但还不愿意信洋教。寄给他那本圣经，到了数年后他皈依基督教成了一个极热心的基要派基督徒后才派上了用场，所以他伯父也做了基要派。他是因为浸信会的宣教士到了徐宝谦的家乡开创了几间浸信会教堂之后才信的。徐宝谦和他的伯父对基督教的理解并不一样，一个是自由派，一个是基要派。但二人却能互相的谅解，叔叔跟侄子关系一直很好，徐宝谦还带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信了主。
徐宝谦并不仅仅在自己的家人中带人信主，1914年夏天他参加了浙江基督教青年会的志愿训练班，同年秋天他当选为校内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同时他清晨5点就起床与其他基督徒同学一起在没有取暖设备的教室里面祷告。他和学生、学生会主席丁贵腾一起扫除宿舍里流行的赌博恶习，他也组织查经班亲自带领查经。1913年12月28号这个年轻的基督徒在米市街（，就是现在的东单北大街，）中华基督教会受洗，施洗人是诚静怡。
与此同时, 徐宝谦也介入大量的社会服务工作。1914年, 他和布吉士一起组织”社会进步社”(Social Progress Club), 三百多名学生参加了这个社团的各项服务,比方说办理平民夜校, 进行社会调查, 对大众演讲, 救济灾荒等等。他声称, 这是北京(或者全国)第一个各校联合参与的服务团体（1914）。
1915年, 他以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税务专科学校, 但他的教会服事并没有因此终止。他也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在税务局的工作薪水非常的优厚, 但中国获得关税自主权的时尚之时还是远, 而税务局的工作也无助于他服务社会的崇高理想。（税务都是英国人管的，中国的税务，英国人管的。）中国社会之需要逼在眉睫, 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更适合徐宝谦的理想。由于布吉士的鼓励, 又经过好几个月的考虑与祈祷, 他决定放弃税务工作, 加入青年会做全时间的同工。他的家人以及税务署和税务学校也都赞同他的决定。
徐宝谦加入青年会后开始在北京西城区做学生工作。
这个是徐宝谦前面的一段的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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