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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会史》-第12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中国教会历史》第12课,我们在讲反基督教运动或者非基运动。我们是在《先驱与过客》这本书讲到第58页,风雨中的现代中国基督徒这一章里面。现在讲到1922到27年的非基督徒运动,有四个时期,我们讲了1922年了、1924年了,现在我们来到1925年。

1925年5月30号,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顶点。上海学生因为同情上海日本纱厂工人的要求举行了示威游行,遭公共租界英国的抓防呢开枪击杀。消息传出去之后,就发生了一连串的罢工和示威行动。(顺便提一提,1925年5月30号的,跟1919年的同样都有罢工、罢课。)英国逮捕的惨暴行为成了全国攻击的目标,不但官立的学校学生参加,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出面抗议,他们要求宣教士斥责英国逮捕的行为,因此,很多西教士公开响应。5月30号的事件发生之后,罢工成为普遍的运动,香港罢工经历了16个月之久,就是罢外国的货品,学潮也有增无疑。

1925年6月到1926年5月之间,至少有88个教会机构受到影响,结果基督徒因为受到恐吓而不愿意公开表示自己的信仰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和教会学校的人数的下降,脱离教会学校的学生多至几千名,单湖北一省就达2000名。

1925年11月,北京教育部公布外国人投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教会学校依照规则要向政府注册,这项法令规定教会学校必须由中国人出任校长,中国人在校董事会中的名额应占大多数,并不准把宗教科目列为必修课。我再说,这是外国人投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1924年,全国高等教育协会的建立,现在被政府采纳了,就是1925年11月采纳了。教会学校从此处于被动的,或者是被攻击的地位。顺便提一提,有一次的一批的学生从教会学校,应该是圣约翰大学就出来了,全部。就是几十个人出来,开一个新的学校。

1926年,现在来到1926年了,第四个阶段,民众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热情,就融入了蒋介石所领导的旨在打倒北洋军阀的那个北阀运动。国民革命所到之处,反基督教的骚动也随之发生。但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工农组织发展的非常的快,国民党军队也无力控制在军中高涨到极点的排外的情绪。

1927年3月24号,部队攻克南京之后杀死了6位宣教士,5000名的基督教新教的宣教士就离开了中国,从此宣教运动人数就跌到3000名了。1926年11月,在这北阀的时期,国民政府宣布了私立学校立案规程,与一年前北京政府规定的大致是相似的。在北阀进行期间,各省政府也公布了一些有关省内私立学校遵守的教育法令,其中规定学科方面应该加三民主义,训练方面应接受党部命令,与举行纪念孙中山的总理纪念仪式等等。国民党企图施行党化教育,把教育归于党的直接控制之下。

1928年1月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禁止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取消容共政策,将共产党员驱入地下。蒋介石于1930年10月份受洗为基督教徒,因为当时日本侵华,大敌当前,蒋介石是要向西方政府请求帮助,所以没有执行非基督教政策。至于共产党,则仍在自己的领地继续地反对宗教。尽管蒋介石在1927年之后,对基督教采取宽容的态度,基督教仍因为力量薄弱而陷入到被动的地位。从后来几十年的历史来看,非基督教运动的确成功地削弱了基督教的影响。

综上所述,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之所以成功,与下列几项的因素有关:

一、1922年问题的争端,仍是科学、理性和实用主义等理论问题;但是,到了1924年,在广泛的反外情绪的基础上,非基督教运动转变成为反帝国主义运动,基督教不仅因为不科学而被批判,而被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工具,这是第一个因素。

  • 到了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因为组织结构和活动技巧都有所改善,所以形成广泛的民众运动,并且得到国共两党的支持,运动攻击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楚,最后竟集中在教会学校身上,这使当时力量薄弱而不堪一击的教会学校倍受关注,这第二是组织的强化。这些现象的发生,是当时中国基督徒意料不到的,非基督教运动使中国的基督徒反躬自省,如果基督教真的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中国基督徒怎么能又作基督徒又作中国人呢?这个正是生命社成员需要正视的问题。

所以,我们从前面看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等,他们就是因为能够在一个1919年前后这段时期,为知识分子定下了一个历史的哲学,历史往哪里去,中国的问题从哪里来。所以,反基督教运动是非常成功的,这个跟之后1949年之后的中国的宗教政策完全有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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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章:生命社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前面我们讲完了,这个反对基督教的,从以前的官绅,清朝的,到反基督教运动,首先是陈独秀这种的理想的自由主义,1919然后1920的少年中国,1922年的反对YMCA”基督教青年会”,1924年反对教会学校,1925年到27年甚至乎杀人,整个的这个非基督教传统,是基督教在中国生存的背景。

现在我们来看一批的很有理想的、自由派神学的学者们,他们怎么在这个五四运动的情况之下,作一个中国人,作一个基督教徒,做一个五四人。

  • :生命社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在现代中国,一个中国人要做基督徒蛮不容易的。19世纪60年代,就是1860年代,中国基督徒常常需要在宣教士那里寻找工作和保护,因为很多时候被家庭赶出来的,他们也常常因此而受到乡绅、民众和自己家人的指责。一直到1911年民国政府成立的时候,中国基督徒就比较乐观了,以为新的中国社会也许会以基督教原则为立国之本,这种乐观情绪一直持续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也就是说到1915年就消失了。然后到1922年,中国基督徒受到致命一击,从此再也没有办法乐观了,他们不仅要为自己信仰的真诚或者真理来辩护,还要向国人证明成为基督徒,并不影响他们的爱国的热忱,他们既然是基督徒,也是中国人,这双重身份使他们感觉到迷茫和困惑。

生命社的成立,以及它所努力倡导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极有代表性的反映了当时中国基督徒中,一批最敏税、最有表达能力的知识分子,为证明中国人和基督徒这两者并不矛盾,为这个证明而做出的艰苦地探索和追求的。

这章第一段,是生命社的崛起。

生命社,成立于1919年,就是五四运动的时期,创办人是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兼燕京大学教授徐宝谦,(双人“徐”、谦卑的“谦”、宝贝的“宝”,)生命社的社员是在燕京大执教的若干的宣教士和一些中国基督徒,每一个月非正式集会一次,讨论一些他们同感兴趣的问题,并出版《生命》季刊,由徐宝谦主编,胡学诚(,古月“胡”、学生的“学”、诚实的“诚”,)任助理,社名原为北京证道团或者护教团,Peking Apologetic Group,北京证道团,后来改名生命社,Life Fellowship。

因为,“中国社会的重建过程中最大的需要是中国基督教”,这个是他们的宣言。因此生命社的宗旨就是广传基督教,以护教和宣教(为)主要任务。也就是说把基督教信仰介绍给非基督徒的中国民众,并为这种信仰辩护,强调护教任务是由于他们对当时情势一种特殊的理解。

首先,生命社成员认为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对基督教感兴趣,都在研究探索、探讨,生命社对此非常乐观。

其次,既然基督教是一个救世的、拯救世界的宗教,它必能够调整自己适应中国形式,显出它的救世能力的。换言之,基督教是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的,这种适应性应该用当代语言表达出来。

第三,由于中国的风俗既与二千年前的犹太民族不同,又有别于当今的欧美的风俗,因此应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用新的方法向中国人解释基督教。

第四,生命社成员深信现代科学与基督教教义没有根本的冲突,基督徒应该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解释自己的宗教信仰。

我们再来看一次,他们认为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是他们的任务,因为,第一,在中国基督教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的;然后,基督教需要显示出它这个国际性的救世的能力;第三,但是,基督教又需要用合乎中国民情的方法来传播、来解释;第四,基督教应该用科学来解释。

顺便一提,他们什么都想做,科学又要想要跟基督教符合,这个基督教又要跟中国文化符合等等。

生命社是一个不限国籍、不分宗派的组织。《生命》季刊的编者在1922年出版的一期特号里说:证道团是不分国界的,凡信仰基督教的真义,愿为中国的国民效力,使他们的灵性和道德的需要的人,无论他们是否中国人都可以入团。但很明显的,当然有一些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这一类的燕京大学的教授们参与的。因而,生命社是西方基督徒和中国基督徒自由参加的组织,他们的活动包括举行会议、举办讲座、开适当的圣经课程、审评各种的解经著作、教会政策和教义,并主编《生命》杂志。《生命》杂志,也是不限国籍、不分宗派的论坛,不受任何教会的控制。他们也说在教义上不分宗派,他们也说在政治问题上不分党派。《生命》杂志的宗旨,他们说是:“开发基督教的真理实例,借此促起学生个人和团契根本上的觉悟。”编者宣称,对于基督教的介绍采用讨论的方法,不用教训的态度。他们这样说:《生命》月刊对于一切的问题采研究的态度,主张本科学的精神,做大胆无畏的试验,和真确具体的讨论。(顺便提一提,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提过的实用主义,恰恰就是这种的教义哲学。因为杜威影响了胡适,也影响了当时北京青年会的徐宝谦,还有刘廷芳等等。)这个刊物深知,中国人已往对基督教的成见,如要给他们介绍基督教,就只能用讨论的形式的。

另外一段话这样说,生命社说:“基督教当初传到中国来的时候,许多人都岐视它,说它是洋教,到了现在,虽然不像从前那么地岐视,但是疑忌的地方还是不少;加上科学发达,学界的人大半看宗教是一件迷信的事,所以就不愿意向深处去研究,真是可惜。”《生命》杂志的编者,因此持开明和宽容的态度。他们说:“我们对于现在世界新潮的态度,凡是同基督教不抵触的即愿容纳,就是有同我们信仰有抵触的地方,我们也愿意存虚心去研究的。”

《生命》杂志于1919年冬天诞生,起初是季刊,1920年改为月刊,由刘廷芳,他是美国读完教育博士回去中国的,同时被北大、燕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三间学校聘请做教授,所以他是第一位的《生命》季刊后来是月刊的主编。

1924年春天,证道团改名生命社,改由编辑委员会主持刊物,吴雷川(,四川的“川”、口天“吴”,)任委员会主席。1926年春天,《生命》月刊还与另外一本《生命》周刊这个是吴雷川版的合并,《真理》周刊是吴雷川和其他中国人所组织的真理社的刊物,这个改成半月刊,改称《真理与生命》,仍然由编辑委员会主持编辑,其后又改由总编辑一个人主持,由赵紫宸任总编辑,1930年秋天改为月刊,1932年夏天改由徐宝谦任编辑,1934年刘廷芳任总编辑,赵紫宸、徐宝谦任编辑。现存的资料显示,《生命》这个刊物到1937年停刊,所以说从1919年刚好是五四运动那一年,到1937年就是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那一年,在这段时期发表的。生命社原定每一个月集会一次,到20年代后期,集会越来越少,《生命》杂志成为生命社的主要的活动,销行最盛的时候达2000份,文章多用白话文写成,是继承1915年《新青年》创刊作风,以白话文作为发表媒介的一份刊物的。

好,下面我们要来看一看,生命社刊物的编者的这几位人,就是赵紫宸、刘廷芳、吴雷川和徐宝谦这四个人。这四个人先后任《生命》杂志的主编,这四个人的生平和思想,集中地体现了基督教自由派在中国的消沉起浮,他们的职业形态和思想的发展,在大体上可以代表了生命社的历程,至少可以代表中国籍的社员。

第一位是赵紫宸:1888年,出生于苏州一个非基督教家庭,1901年就学于萃英学院,1906年在东吴大学预科毕业。他在受中国教育期间,有过初次皈依基督教的经验,这是他自己说的,但并不为外人所知。赵紫宸臣自称童年非常有宗教的情绪,晚间常因幻想而感觉到害怕,喜欢把宗教用品当作玩具。1910年,赵在东吴大学完成了学士学位,是1906年到1910年在东吴。(前面那个萃英应该是1901年进去的。)在大学初期,热衷于反基督教活动,但其后经过第二次的皈依的体验,就成为一位积极的校园传道者了。1907年慕德在东吴讲学,(就是那个1910年英格兰的爱丁堡的世界宣教大会续办委员会那个慕德,就是在1912到13年在中国、日本、韩国循环地演讲那一位呢,他在1907年在东吴大学讲学,)刚好赵紫宸在,由于慕德和其他几位教员同事的鼓励,赵紫宸重新地接纳了基督教,很有意思的,这个跟整个世界宣教运动是有关系的。大学毕业之后,留校教授国文、英语、数学、圣经等课程。

1913年,他受到灵感决定要做牧师。1914-1917三年年间,入美国Vanderbilt University范德堡大学进修,在Nashville, Tennessee,在美国南边,也是卫理公会体系里面很有名的、学术名气很好的大学。进修,1914-1917。1916年得到社会学的硕士,1917年得到神道学学士(,当时没有道学硕士的,当时叫作神道学学士学位)。在蔡元培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院院长之同年,也就是1917年,赵紫回国了,回到母校东吴大学,就在苏州,执教,并于1922年开始做教务长。同一年1922年,斯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就是燕京大学的校长,初次邀请他任燕京大学的教职。1923年春天,前往北京在燕京大学作特别的讲师,1925年正式地接受燕大的邀请,当时因为腿伤了,到1926年,才离开东吴,做燕大宗教学院教授,1927年东吴大学赠授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自1928年起任燕大宗教学院的院长,一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之后。

赵紫宸在燕京大学除了任教以外,另外主要的工作就是创建燕京大学基督徒团契,实际上是一个教会。该团契在赞美诗歌和崇拜形式上都有革新,使之向中国本色化方向发展。简单的说,就是《普天颂赞》里面的诗歌,很多都是燕京大学基督徒团契那个时候,他们无论是编、写、试唱过的。

赵紫宸是本世纪就是20世纪,中国教会历史上,至少是20世纪上半,中国教会历史上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他的第一本的专著《基督教哲学》,于1926年出版,是以小说、对话形式写成的,他用这种富有创造性的文学体裁,表达了若干哲学问题和神学问题。他最出名的《耶稣传》,于1935年出版,也是一部把历史传记、文学想像力融合在一起的奇书,被当时文学界称为文学经典著作。他比较成熟的神学代表作,就是《基督教进解》,于1943年出版。除了专著和上百篇文章以外,赵紫宸还写作诗歌、祷告文、赞美诗等等。他又擅长古文,也用白话文,有时还用英文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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