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第18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中国教会史》第18课，赵紫宸的最后一段，关于本色华神学中最后一段，这个是我对赵紫宸整个思想的一个总结。
- ，中国人、基督徒，这个双重的身份。赵紫宸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人，赵紫宸认为把人翻译为personhood，位格或位格性，这就与他的人格哲学非常相近了，中国文化存在人personhood，基督教同样存在发展人类的人格，personality, 至少这个人格主义的基督教。另外基督教讲天国的概念，而赵紫宸与许多现代自由派学者一样把它理解为四海兄弟，这正是中国人所渴望世界大同的同意词，基督教正好满足了中国人这种的渴望。中国人预知了基督教的天国观念，双方观点正好是吻合的，然而严肃的读者万不可因看到他所认同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相同之处，就误认为这是他的立场。赵紫宸在回答中国人和基督徒双重身份这个难题的时候，是以中国人、诗人和儒家内省式学者的身份出现的。
赵紫宸本质上是一个儒家学者，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志在为二十世纪的中国重建，还有复兴儒家思想，他作为知识分子生活的内容本身是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诗意化和内省式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是儒家思想，二十年代中他自动担起的任务是回答陈独秀一类高喊打倒孔家店这种的知识分子，他的任务是更新儒家的传统。在这个任务中，他找到了中国文化史转折关头所缺欠、所失去的那种动力，基督教就是要创造中国新文化、新社会的动力，说到底他是中国人。
然而我们还要看看做为基督教自由派的赵紫宸，人格主义、创造进化论、自由派神学跨文化事业毕竟也是他思想内涵的一部分。赵紫宸不是吴雷川，吴雷川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也不通英文，赵紫宸乃是中国基督教的创建者，是中国最有名的神学院院长，他的自由派神学思想不可忽视，那是他作为神学教授每日之所谈，也是他做为作家每日之所写，赵紫宸并不认为纯粹的儒家思想是解决中国困境的答案，他的答案是用人格主义作为概念工具来重新评价、界定中国文化的。怎样使儒家学者的赵紫宸和基督教自由派的赵紫宸协调起来呢？赵紫宸最终也没有把他的儒家身份和基督徒身份彻底协调起来的。
1914年他进到Vanderbilt 大学的时候，他早年所受到的儒家传统教育、他的私人气质、他的内省气质并没有从此消失。而另一方面，从他进东吴大学预科之日，他便开始了作为中国基督教领袖人物的旅程，也是世界基督教合一运动的重要人物的这个旅程。他童年和青少年两个时期各自为他成熟的意识提供了一个基础，他所受的双重的教育，儒家思想与基督教自由派神学，始终没有能在他的意识中协调、联结和整合，他所受到的是两者的调整或者是混合。之所以说是调整是因为赵紫宸不肯放弃两者中的任何一方，因而他的基督教是一个有限度的基督教，他只是在整个中国文化的演化进程中起作用。另一方面他儒家思想也是有条件的儒家思想，他这个中国人是一个西方化、都市化的中国人，他也不愿意放弃他基督教自由主义者的身份的，因此他就坚持基督教是更新儒家思想的必须的因素，他调整了基督教使他适应中国文化，他又调整了儒家思想以支持他的人格主义的理想。所以一方面说是调整。但是呢又说是混合，因为赵紫宸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其实我们不必把文化精神分裂症看的过份认真，赵紫宸只能用混合的方法来容纳他不可协调的两套的思想体系，他用艺术、诗歌的形式把两者混合起来，或者是因为在这个非理性的领域，观点与观点之间矛盾都不复存在，因而赵紫宸才保住了他人格的完整，也没有从理性上自杀。
他所选用的表达方式，他所写的诗词、赞美诗、翻译的诗歌、小说、对话、祈祷文还有他理想中的庙宇、修道院、特色兼并的中国教会，所有这些都证明了这个事实。试以他20年代末30年代初所写的祷告文作例子了，我们可以从中听到大自然的声音，还有中国劳苦大众的呼号，这是他在生命杂志发表过的祷告文：在静境中﹐风敲幽竹﹐露滴庭花﹐我们听得自然的心声。一切都是美的。……在静境中，隐约地有车马的飞轮，舟楫的征帆，劳苦工作者的声音在渐渐浓厚的空气中载着。……今天一日，父呀，但愿有许多未曾归向你的人，回来归向你。登山临水的人，你保护他们。研究学问的人，你指引他们。抱病怀忧﹑伤心失望的人，你安慰他们。与罪恶奋斗，与疑虑剧战的人，你维持他们，辅助他们。劳苦而流汗拯血，贫穷而无路可投的人，你感化人类，差谴先知去拯救他们等等。然而知识分子并不能因为苦难的遥远便袖手旁观的，服侍民众是基督徒神圣的义务。
下面另外一段祷告文：我们对于你的向往便是对于人类的努力，我们在圣殿中崇拜是在你面前，我们在幽室中独居是在你面前，我们在人群中担负各自的责任也是在你面前。
赵紫宸在祷告中诉说中国社会问题，比方说军阀混战、政府腐败、民众的苦难，但是他总不是去希望，将希望寄于大自然中，寄在青年一代身上。他说：有时候我们也查觉到宇宙是有计划的、人生是有意义的，一花、一草、一竹、一石都含有带着你爱着我们的消息。我们的青年男女都有激昂康慷的忠勇，都有勇跃创造的精神，我们中间最小最懦弱的人们都有重要的担负伟大的贡献。赵紫宸认为最后的盼望、最超越的真实是神的无所不在。他说：求你使已经生长在我们心里的实在不再退藏到幽冥里头去，因为我们要从此在万事上带着你给我们的光彩。在我们研究学问的时候我们要在每一个新思想、新事实、新发明、新工作看见你，在我们独起独坐的时候，我们要在幽静的玄异里、在清风明月里、书卷灯影里、在心的动作里看见你。在我们与人接物的时候，我们要在人的爱恋憎恶、痛苦愉快里、人的问题里看见你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最后，在赵紫宸的神秘化的宗教经验中，我们发现了他的所谓妥协，看见了内在的赵紫宸和真实的赵紫宸，赵紫宸曾经做《红日出东方》这首赞美诗，当那熟悉的旋律在中国教会一遍又一遍的被吟唱的时候，歌声带给人的异像是质朴的生活、蒙保佑的辛勤劳作，蒙祝福的粗衣淡食和人际关系最和谐的画面，大家都大概知道那个调是什么。（哼旋律）
歌词是：清晨起来看，红日出东方，雄壮像勇士，美好像新郎，天高飞鸟过，地阔野花香，照我勤工作，天父有恩光。
- ：恳求圣天父，将我妥保存，行为能良善，颜色会和温，虚心教小辈，客气敬邻尊，常常勤服务，表明天父恩。
第三节：但愿今天好，时刻靠耶稣，头上青天在，心中恶念无，乐得布衣暖，不嫌麦食粗，千千万万事，样样主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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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赵紫宸的内心深处，中国人和基督徒的双重身份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完全融合，这个矛盾伴随他一生，但是他却能够用艺术的方法来超越了。
这里我们讲完了赵紫宸，下面我们要来看生命社的另外一位人物——吴雷川。
吴雷川从儒学到革命
吴雷川，他这个人是非常神奇的。吴雷川的研究里面，我们分作几段：
第一，从清末翰林到基督门徒：
第二，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
第三，断肠人在天涯；
第四，革命之路的尽头；
第五，孤独的悲剧人物。
吴雷川思想的浅释：
1922-1927年之间，生命社的任务是为自身辩护，以回应基督教运动的指责的。但是自1927年起问题就越来越复杂了，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定都于南京之后，中国开始了抗日战争1937-1945，爆发之前相对比较安定的10年就是1928-1937年。北阀接近尾声的时候，蒋介石开始清党，历时一年之久，大批的共产党人或被杀害或被迫转入地下。政府督促学生安心读书不再过问政治，在思想意识形态下国民党重新推出传统的儒家思想，1934年蒋介石以清末儒将曾国藩为楷模掀起了新生活运动，要帮助国民确立生活目标，树立责任感。这时候革命已经走向了反面了，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领导之下，中国的国民意识又回到了同治中心的时代，就是1862-1874。
然而南京的10年，这10年，1927-1937在中国文人和学生中却产生了一股激进的思想的暗流，这股暗流稳固而急速的趋向马克思主义，1931年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对南京政府失望了的学生们开始转向共产主义寻找答案。1927之后中国历史处在何去何从的危机关头，每个人都面临着抉择，部分的美国宣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在某些改革方案上与国民党政府合作的，学生们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思想，生命社成员们也力图追随时代精神，面临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在问，基督教应该为国家的重建做怎么样的具体的贡献呢？又能够做出什么贡献呢？
现在看来，当时生命社所提出的答案都是注定要失败的，然而当1926年《生命月刊》与《真理与生命》合刊，赵紫宸到燕大执教的时候，生命社成员并没有放弃，他们仍然从不同的途径努力寻找基督教重建中国的模式的，赵紫宸依然研究他的“意诗”神学，依然执着于他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重建的梦想。作为教育家和教会领袖，由刘廷芳则赴南京出任立法委员。至于吴雷川和徐宝谦二人呢，一同走过了那个模糊无形的意识却各自到达了不同的彼岸。吴雷川于1936年得出了暴力革命的结论，徐宝谦1935年持和平主义、唯爱主义的观点，而并以实际行动参与乡村的建设。南京10年的末期，生命社成员各持不同的观点，这表明基督教自由派在中国的命运，他们无法为中国提供一个统一的有生命力的选择。1937年《真理与生命》停刊，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从此泥牛入海不复存在了。
本章将着重探讨吴雷川在生命社后10年的思想发展和转变。
首先，介绍吴雷川的生平。
第一，从清末翰林到基督门徒。
纵观中国基督教的历史，人们会发现吴雷川这个人物和他的生平既引人注意也富有意义。首先吴雷川出生于儒家书香门第，经科举考试获翰林。一般人的观念是，当时中国士大夫阶层常常是反基督教的带头人，对基督教毫不感兴趣，吴雷川的皈依基督教的经历虽不以推翻这种传统的概念，但是也能提供几个问题发人深思的。首先，吴雷川的生活本身是像一个链接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信仰的一个纽带。那么他是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的呢？这个极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哦。其次，吴雷川在五四时期和五四后的几年中在中国教会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曾经在北京教育部任检事和参事多年，1922年他开始在燕京大学这个当时中国最负圣名的大学、基督大学任教，后任副校长和名誉校长，因此吴雷川又是联系五四知识分子和中国基督教的纽带。第三，吴雷川毕生执着于为中国寻求一条生路，这种追求导致他最终倡导社会暴力革命思想。这一点特别引人注意，因此吴雷川在1935年完成他思想比较成熟的作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时候，已经六十五高龄了，是一位退休的学者而不是初生牛犊。他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主张为后来的吴耀宗1893-1979和1949年之后的赵紫宸创建的基督教马克思主义铺平了道路。
吴雷川的生涯始于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终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终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他的主要著作《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于1936年出版，后多次再版备受青年基督徒读者称颂。此外他也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写了不少的小册子，近年来研究基督教与民族主义关系和中国教会本色化运动的学者都开始认识到吴雷川在历史上重要的影响的。吴雷川对基督教的兴趣开始于1914年，那时候他发现他的两位朋友常去教会，出于好奇他就买了一本新约圣经，三日之内从头到尾读毕了。他最初的反应是：我不能相信其中的奇迹和异事，但敬慕里面许多的教训，于是他又重读一遍新约，并开始去北京圣公会教堂参加崇拜，1914年夏天被该教会接纳为后补会员，1915年冬天圣诞节前夕他受洗归入基督教。
吴雷川的皈依似乎有两个因素，第一，越来越不满意自己的儒家和官吏生活，还有民国后的政府官员的生活。他觉得自己应该修养其身，致力善行，而儒家或佛家都不能在这方面帮助他。第二，他当时正为中国寻找救国方案，而基督教似乎可以在改造中改造中国社会的。
吴雷川皈依基督教以后，就参与各种教会的服事，他为教会的刊物写文章，解答政府官员和学生们的信仰问题，主日讲道、组织祷告会、查经班，发起基督教青年会的信仰讨论，并参与各地各种的慈善活动。这期间他的妻儿相继过世，但他的信仰并未因此动摇，他最早的宗教作品写成于1918年，其中论述的是一套简明扼要的主流基督教神学思想，就是自由派神学思想。吴雷川认识到上帝真正存在并与人有密切的关系，上帝的存在是外在的、也是无所不在的，祂注视着我们、祂爱我们，祂的爱是无限的，人靠着上帝的爱而活着，人的生命也像上帝的爱一样是无止境的，因此灵魂是不朽的。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显出了上帝的爱，道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创造的万物因道而得着生命。但是人因罪而失去生命，他违背了上帝的旨意，罪的工价是死，所以上帝差遣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把犯罪的恶果显示于人，耶稣从死里复活而升天显示生命的道。道怎样可以成为肉身呢？须知上帝无所不能，不受人的思想限制，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是接受上帝和基督的灵，圣灵通过现代科学的进步把真理向不信的人传播。凡是相信基督和上帝交托的人可从加入教会和在教会圣礼上而终接受圣灵。人在苦难中应知道他是犯了罪，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得到解放，他必须悔改相信耶稣才能得到赦免，也就是说上帝因基督而敕罪，使人有内在的平安，这是敕罪的保证也是复活与永生的保证。
蛮正统，除了对科学，也是非常的乐观。
在吴雷川看来，中国的儒、释、道三种教义都有一个相同点，就是强调人应靠自己的力量修炼其身，而克服自己的私欲又是极其困难的，故人需要上帝伟大的爱。悲观的人只要看到耶稣的无私的精神，就可受到圣灵指引，归入正途了。虽然吴雷川能把基督的传统教义背的烂熟，但他皈依不久便重新开始思考他的基督教信仰，一个使他难忘的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是，为什么耶稣要为我们受死，要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要我们因信得救呢？他最终是这样解答这个问题的，他说：人类因自私而犯罪，自我牺牲的模范是教导人无私，无私才能砍断恶根，如此人才能得救。吴雷川就这样用自私和无私来解释罪和救恩，后来他还重新的解释了许多别的传统教义的。
第二，非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下面就讲到他怎么样在非基督教运动的时期简直是失眠的，然后他怎么样重新再写关于中国文化跟基督教这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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