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第13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中国教会史》第13讲，生命社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现在我们在讲生命社，它自己的编辑的生平，我们正在讲第一位赵紫宸。
我们讲过了他从皈依基督开始，就是慕德这一类的自由派的布道家所影响的；然后，他写的书包括《基督教哲学》1926年，《耶稣传》1935年，《基督教进解》1943年，他写了很多的诗歌、祷告文等等。
赵紫宸，出席了1922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他是第三委员会成员，负责写教会信息的宣言。为了让宣言即时喊出，委员会于大会前一个星期就开始工作。此后，赵紫宸出席了1928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世界宣教会议的扩大会议，参加了1938年在印度汤巴任，Tambaram，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赵紫宸在1948年Amsterdam，荷兰举行的世界教协，就是WCC全世界的基督教协会会议中，被选为6人主席团团员之一。由此可见，赵紫宸在普世教会合一运动，是一个著名的人物。1931年，赵紫宸在燕京大学的休假年，他利用那段时期去了英国牛津大学。1939年他第二次休假的时候，在中国西部的流亡大学中从事学生工作。1941年，在香港加入了圣公会，并按立为牧师。就是说，他同一个仪式，受洗、作了基督徒，还作了另外一个以及神父和牧师，是一起来的，他前面是学者，还没有受洗。同年12月8号，赵紫宸和其他几位燕京大学的师生，一同被日军逮捕，一直到1942年6月18号才被释放。赵紫宸在监狱里读新约中的保罗书信，反省自己的神学立场，并写了170首诗。他出狱之后，凭记忆力几天之内就全部整理出来，编在他的《系狱记》里面，这本书《系狱记》的里面。1948年，赵紫宸在北京表示支持革命，1949年之后，成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初期的领导人物。然而，中共并不满意他的自我检查，解除了他的学术职务和教会职务。从此，赵紫宸便在北京隐居，就是不能当教师、不能当牧师，他的儿子和其他几位基督徒曾经从北美去北京探访过他，其中全美基督教教协NCC中国办事处，China Desk主任Franken Wu，曾于1973年和1978年两次探访他，赵紫宸在1979年11月21日去世。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神秘主义者，1978年他妻子去世1个月之后，他曾对朋友说：只有在死中我们才有真的自由的。
生命社另一位同仁，刘廷芳，生于1890年，身材矮小但富有多种的天才，他在北京工作期间被称为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宠儿，也是赵紫宸的密友。刘廷芳出身浙江温州望族，祖母因信奉基督教被驱出家族之后任教会女校校长，刘廷芳就学于教会学校，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毕业，这是圣公会的，升入该校本科。1913年，就是还没有大学毕业，转到美国乔治亚大学，1914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又从南方转学到美国纽约最出名的大学之一哥伦比亚大学，为荣誉学会会员，就是最优秀的大学生的荣誉。1915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1920年得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 college at columbia university的教育学和心理学博士，1920。中间1918年他在哥伦比亚旁边的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讲授宗教教育学。1918，然后1927-1928学年，又再回到协和神学院作访问讲师的，是中国人在美国神学院讲授非中国学术课程的第一位。1920年，刘廷芳回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一年。陈独秀在这一年，初次发表了他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刘廷芳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同年兼任北京大学心理学讲师，还有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神学教授，并于1921年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后来才让了给赵紫宸的。1924年，他辞去了师大和北大的教职，但是，他在教育理论和实践方面的贡献，仍然是整个教育界所推崇的，比方说那种测试和考试，学生和小孩子们的考试，很多都是他介绍给中国推行的。
他从1920-1924年，做《生命》月刊的编辑，1924-1928年做《真理》周刊的编辑，就是他跟赵紫宸做好朋友，跟徐宝谦做好朋友，再跟吴雷川做好朋友，他跟司徒雷登也是好朋友。1926年，两份刊物合并，改名为《真理与生命》，他仍然是编辑。1936年，他主编的《普天颂赞》这个诗歌本出版，经教会采用受到普遍地称赞，可以说是在整个的赞美诗歌历史上，全球的一个里程碑。刘廷芳是燕京大学教授中第一个归国的留学生，他虽然没有神学的学位，但是在1921-1926年之间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1928年由赵紫宸接任这个职分。他做司徒雷登燕京大学校长的助理很多年，职务是定义不明的燕大校长，Chancellor，那这个我们下面会解释的。司徒雷登在英文是叫作校长，然后英文这个Chancellor是没有权力的，但是因为军阀跟国民政府受到教育界的压力，规定校长必须是中国人，所以这个“校长”在英文的燕大的宪章里面，那个没有权柄的Chancellor，中文翻成“校长”，然后“校长”又翻译成一个定义不明的“校务长”。总之，英文的校长是司徒雷登，中文的“校长”，就是英文的那个没有权力的那个东西，中文叫“校长”。与赵紫宸相比，刘廷芳擅长交际、精于组织，最能在基督教外社会中为基督教辩护、呐喊，他的那些比较保守的同仁，和几位女生眼中，是一个生性活泼的人。而赵紫宸比较庄重，严行谨慎，举止端庄。刘廷芳于1936年，出任国民政府律法委员，使赵紫宸非常地失望。刘廷芳于1947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Albuquerque因为病去世，57岁。
生命社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是吴雷川，又名吴震春（，震撼的“震”、春天的“春”）。1870年出生于江苏徐州，祖籍浙江杭州，是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出生地。吴家虽然不富有，但是也是有考到秀才等等的，吴雷川从六岁开始就学四书五经，16岁考取秀才，23岁1893年考第四次之后中举，28岁1898年考取进士进到翰林院，就是状元了。但那一年的百日维新革新，就是1898年，康有为所发起的，皇帝宣布一百天里面宣布一百条的法律，然后就都被慈禧太后都取消，说皇帝病了，就把他关在颐和园里面。因为百日维新革新变动，而没有得到做官的职位，1898年一直到1904年，吴雷川在家服侍多病的父亲。1905、06两年中，父母先后去世了。1905年开始吴雷川开始在学校教书，1912-1925年他在政府教育部服务。
吴雷川在1914年皈依基督教，在北京圣公会受洗，从此接纳基督教信仰，也积极地参与教会工作。他的妻子、儿子在这个时候相继死去了。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发生的时候，吴雷川可能是生命社社员中受非基督教运动影响最深的一个人。他开始批评基督教不合国情，同时退出生命社并与友人宝广林、吴耀宗等等创办了《真理》周刊，编者全是中国人，于1923到26年期间出版。他最出名的一本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于1936年面世。马上赵紫宸就非常失望，批判这本书的。吴雷川于1929年任燕京大学空衔校长，Chancellor。1934年因为不满而辞职，搞了5年，一肚子气。仍然继续地写作，一部分时间教书。1937年日军侵入北京，他留在那里在街头卖字为生，1944年10月26号在贫困中去世。
吴雷川从来没有出国过，不通英语，生活方式与赵紫宸、刘廷芳很不同。刘廷芳、赵紫宸在校园住的是西式的楼寓，吴所住的是一幢小屋，他的朴素起居非常受人尊敬。
Philip West在他所写的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英文的，《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这本书，提到吴雷川两位同事对他的印象，（这里我是从英文翻成中文的，或者是编译的人翻译的。） 梅贻宝说他智慧充足、经验伟大、富有气节、待人宽厚、受人信任、随时听人吐露心曲、多以指示。与吴雷川在校舍为邻舍多年的包英顿，Grace Boynton，这是一位单身的女宣教士，赞吴的圣贤资质，园林家庭，吃的是蔬菜白饭，穿着朴素无华，于画卷笔墨中消磨时间，在院中和友人举杯赏月进行倾心倾谈。
赵紫宸、刘廷芳、吴雷川三个人，确实各有性格的。赵紫宸与刘廷芳极为关注中国教会和教会所面临的各项的事工，但赵紫宸和吴雷川在非基督教运动发生的时候，同感非常的焦虑不安，吴雷川的痛苦更加厉害。
吴雷川是一个激进的思想家，这是赵紫宸和刘廷芳无法认同的。赵紫宸在1945年之前，绝对不会赞同吴雷川的暴力革命的主张，刘廷芳善于交际，而这个是学者型的赵紫宸和吴雷川无法与其相比的。三个人都没有做到燕京的实际的校长，直到1946年陆志伟才任燕京的第一位中国人的真正的校长。
第四位，生命社另外一个人物徐宝谦，1892年出生于浙江上虞一书香门第。他幼年起接受传统教育，有神童的美誉，18岁考取了北京税务学校。他对1911年的革命失望之后转而寄望于基督教青年会，YMCA。从1912年起他开始读圣经，也听到了Sherwood Eddy，艾迪，John R Mott，慕德两个人在青年会上的讲座，这个算是自由派的布道会。一个夏令会上普林斯顿北京中心的社会学教授John Burgess，布吉斯，解决了徐宝谦理性上的难题，引导他认识了耶稣的神性，徐宝谦从此皈依基督，并开始热心各种的服事。比方说在税务学校开办查经班，在北京开办社会服务社，1914年出任基督教青年会北京西城区学生干事，1915年几乎在北京每一所大学跟中学里都建立了青年会的分部。1915年他带领妻子和弟弟信主。他的一个伯伯原先极力反对基督教，后来在他的带领之下也成了一个极热心的基要派的基督徒（，徐宝谦不是基要派的）。1919年徐宝谦组织了正道团，创办了《生命》季刊，这个刊物开始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发行，后来由北京大学宗教学院接管。1921-1923年期间，徐宝谦在美国协和神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于1932-1933学年再回到哥伦比亚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毕业论文是《新儒家的伦理现实主义》，就是王阳明那种的伦理。1930年做世界学生基督教同盟的欧洲特别干事，就是说他去了欧洲当这个YMCA学生部世界性的那个地区的干事。1924年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客座讲师，1924年很早，就是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一段时间就回到燕京大学教书。1926到35年专任燕京大学的教职。就是他没有读完博士学位就回到燕京大学呆了这么长时间，后来才回去完成博士的。赵紫宸在1932-1934年休假期间，徐宝谦是宗教学院代理院长。
徐宝谦对唯爱主义，Pacitism，或者是和平主义，就是反战，和修养社，Ashram，阿什拉姆的发展非常有兴趣，曾经于1938年在印度汤巴任，就是那个世界基督教教协的会议上，（当时不叫世界基督教教协，在那个会议上）遇见到甘地。他认为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尤其是王阳明的新儒家思想，可以互为补充的，因此他把William E Hocking的《上帝在人类经验中的意义》，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翻成中文。徐宝谦在1944年，在中国西部因车祸丧生，52岁。他怎么丧生的呢？就是因为他坐在一辆卡车上，看到一个妇女没有位子坐，他让位给这个妇女坐，之后那个车子呢，一个山路嘛，翻了，就死了。是做好事死的，又是反对战争，是个唯爱主义者。
好，我们讲完了生命社的兴起跟编者他们的生平，现在我们来到生命社所提倡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或者说是基督教五四运动也可以。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1920年的时候基督教新，就是基督教，不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教友是366527人，366，527。从这个角度来看，生命社可以在多大的程度上，代表当时全体中国基督教的信徒呢？以下几个因素的分析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1920年代，中国新基督教教会的信徒分两派，第一是社会派或者自由派神学，第二是基要派派或者保守神学派。
保守派坚持圣经是上帝默示，相信童贞女马利亚生耶稣，相信圣经里的神迹，耶稣基督是肉体复活的，基督会再来等等的事实。但是，在新派自由派，才是真正在新教教会里得到领导地位的，就是大学的教授呢，YMCA等等，都有新派的占领这些的领导地位的。
全国基督教协会NCC，1922年由中国教会和在华各差会所组成，领导人几乎都是自由派学者。所以，保守派的内地会于1925年，就退出这个NCC全国基督教协会了。所以，要研究基督教对中国民族主义的回应，需要着重自由派的活动和意见，也就是说保守派的言论很少。中国教会学校YMCA和基督教青年会，是两个最能表达基督教自由派观念的机构，自由派的各主流宗派在中国的宣教士工作虽然是各自为政，但是中国的教会大学都为各宗派合力资助而建成的。所谓主流宗派就是圣公会、长老会、卫理公会， 最重要是这三个。
基督教青年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分宗派的组织。因为教会大学与青年会是在青年人中间工作的，也就自然地介入了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就是陈独秀在1915年开始《新青年》那段时期的新文化运动，而且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就是北京，所以这批在北京的、与教会大学与青年会有密切关系的基督徒学者，即便不能代表，但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当时全体中国基督教教徒对新文化运动的回应。
生命社创立的时候，几位同仁都有一个皈依的体验，或者说一个生命的转变。在教派上或是主流，或是不分派别，在事业上有大致相同的模式，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期待，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争取思想上的领导地位（，很大的野心啊）。因此，他们在自己的正式刊物，和重要的基督教出版物中，就解释了他们的文化思想。其中，代表性的神学的著作，有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1926，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1936，吴耀宗《没有人见过上帝》，1940，都成为基督新教特别是自由派的权威著作，值得一提。这些书后来在香港崇基神学院等等的新派神学院，都成为必读的教课书。
其它各地也不乏类似的组织和刊物，比方说广州浸信会人士张亦镜领导的真光评论社，还有上海的中国基督教文社，文社。但从思想的彻底性来看，生命社社员的作品，是最具有启发性和权威性的，最能代表20年代和30年代基督徒的思想倾向。
生命社的意义既然是明确，接下来的就是生命社的成员是怎么样的人呢？在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他们与自己的同代人，又是怎么样的关系呢？这里有一段很有趣的评论，他们是什么，他们不是什么，我们下一讲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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