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第22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中国教会史》第22课，现在我们来到徐宝谦的结束这一段，徐宝谦形象：一位知行合一的圣徒。
前面我们讲过他在“黎川计划”时候的诸多方面的挫折。
1944年1月17日, 徐宝谦乘坐一辆邮车、就是邮局的车，颠簸行驶在从成都去重庆的崎岖山路上。徐宝谦所属的教会公理会在重庆召开伤亡救护队的研讨大会, 邀请他前去演讲, 以鼓舞士气。当时来往成都、重庆两地的交通十分不方便, 他费了很多周折才搭上成都往重庆的邮车, 订得邮车司机旁的座位, 与司机同坐在驾驶室里。途中他看见邮车后边车厢中一妇人坐在累累邮包之上, 受尽颠簸之苦，便主动与她调换位置。车近重庆的时候, 司机不慎, 邮车颠覆, 徐宝谦被压在邮包之下; 立刻急送重庆中央医院抢救, 但终因伤势重而于1月20日不治而去逝。他去世前四个月, 曾为记念自己受洗三十周年写了《三十而立》一文, 其中, 他录取圣保罗所说的话自勉:就是，罗12 : 1，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
综而观之, 徐宝谦的一生有这样几方面的特点与意义:
他的一生历尽波折。1912年, 曾违背伯父的意愿做了基督徒; 1915年又放弃了税吏职务成为基督教青年会全时间同工; 1921年至1924年在纽约逗留的三年期间中决志爱日本人如兄弟; 1924年的非基运动使他失眠长达六个月之久; 1935年整整两个月祈祷、默想是否去黎川工作, 在黎川因同工不和使他夜不能寐, 常常午夜惊起, 灵修祷告。他有一副柔软的心肠, 每做决定必深思熟虑, 也尊重别人意见, 常虚心讨教。 而一旦作了某种决定, 必开诚布公。甚至他不掩饰自己是否要继续在黎川工作的犹豫心情, 对同事们直言相告。他确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
不仅如此, 他是一个组织者。早在1914年, 他和Burgess，布吉士，一起发起”社会前进社”。1919年又与胡学诚一起发起”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创建生命社。1915年至1921年间, 他在北京校园组织查经班和各种宗教讲座。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的时候呢 又任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主席。回国后他又领导了有二十多名职员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1932年他出任燕大宗教学院院长, 主编《真理与生命》刊物, 是”唯爱社”干事, 又参与创建了北大团契。他是黎川计划的总干事, 也是基督教文学机构”载社”（，文以载道的“载”社）的干事。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参与一项又一项的工作。他兴趣极为广泛:神学教育, 学生工作, 乡村重建, 基督教文学, 唯爱主义, 国际主义等等。然而他总是把理想付诸实践。
他也是一个宽容的、折衷的思想家。他神学中的耶稣具有深刻的宗教意识和完美的道德准则。除此之外, 他不曾提供别的教义。他把他的信念置于一个”实行”的一个假设(Working Hypotheses)的框架里面, 可以随时修正和改变。他想综合东西方的思想, 调合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非基督教文化, 并把理想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可能他的关于”伦理现实主义”的信念最能表现他自己的特点的:
……相信宇宙中有一个秩序, 相信这个秩序是伦理的,……既仁慈又真诚; 相信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真实的, 不是梦境; 相信每个人都有, 通过教育和自修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这种人生哲学和世界观便是站得住的, 甚至是行之有效的。
徐宝谦相信宇宙中有一个真实的伦理秩序。而令人感动的是, 他要把这信念付诸实践。他(代表着基督教青年会)的这种”道成肉身”, 他的以生命所显示出的爱、服务和牺牲的崇高精神, 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的意义。
结论
好了，现在讲完了徐宝谦之后呢，我们来做一个结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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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宝谦、胡学城及其他基督徒共同倡导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开始于1919年,至1937年以生命社解体告终。”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本是响应陈独秀1915年提倡的新青年运动，到1922年这些基督徒反而处在防守的地位。但是在非基运动时期，他们也并非完全被动，每发生历史事件他们必然迅速做出反应; 每遇历史转折关头他们都极力与非基督徒同代人沟通、对话。他们不仅回应了非基运动，而且还有所建树和创新。这种新的建树被称为”本色化神学”，或者”社会重建的精神基础”。这个精神基础是基督化的，同时完完全全是中国人的。生命社成员认为自己是当之无愧的爱国者，为了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而努力献身。换言之，非基督教运动并没有扑灭他们的爱国热忱，他们只是把这个运动当做一种挑战。
1927年之后风云突变。中国基督徒与大多数中国人民一样曾寄希望于北伐，但到1931年沈阳事变发生后，许多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完全失望，学生们纷纷转向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所有的，但是很多的聪明人。）中国社会内忧外患，民生凋敝。面对如此复杂而悲惨的形势，中国基督徒便从”本色化神学”的建设逐渐转移为”社会重建”计划。只是赵紫宸在三十年代还仍然坚持”精神重建”, 他自己并没有提出任何什么具体计划，因为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对他的”精神重建”来说并不重要，就是政治的体制对他的精神重建是不重要的。吴雷川则已经寄希望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并且认为暴力是达到目的的必经之路。徐宝谦却另辟路径提出到民间去，与农民打成一片的主张。生命社的成员们并没有一致的主张。徐宝谦至死都是一个唯爱主义者，吴雷川则在三十年代初就改信暴力革命论；赵紫宸在1937年时也赞成武力抗日是必需的。到1945年时，吴雷川、徐宝谦二人已先后去世；刘廷芳数年后也客死美国。只有赵紫宸和另一位生命社年的青成员吴耀宗二人经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二人都在1979年去世了。
吴耀宗代表着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第三个阶段。他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出发，走过了”精神重建”和”社会改革”的阶段，并且越走越远。1929年的时候，他开始对中国教会彻底失望，放弃了教会的目的是传福音这个主要思想，以”改革整个中国社会”取而代之。到了三十年代初期，他的所谓”社会改革”思想又被”社会革命”所代替。他是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出版干事，当时流行的知识分子思潮，如鲁迅一类的作家，对他影响非常深。到了三十年代末期，他不惜放弃自己的唯爱主义思想，加入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全国救国协会。他认定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必然趋势，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已经完全拥护共产主义。1949年之后，吴耀宗成为”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当然领袖，与政府合作, 切断了中国教会与西方的所有联系，促成了所谓的教会在经济和行政管理方面的”全面本色化”，并以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重新教育中国基督徒。
鲜为人知的是，今天中国的三自运动竟起源于二十年代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吴耀宗本人是生命社的成员，1932年去上海之前他是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人员。1924年至1927年他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读书。他常为《生命月刊》和《真理与生命》写稿。三自运动的现任主席(是指70年代）（这个是1980年当时的）丁光训主教宣称中国教会的任务就是使中国教会中国化，正如美国教会美国化一样。
我个人在1979年访问过丁光训，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宿舍，丁光训声称自己是个神学现代主义者，Modernist，意味着他否认传统基督教中许多有关超自然现象，就是神迹的神学教义。很有意思的，他用Modernist，现代主义者这个字，是一个过时的名词。
在吴耀宗和丁光训身上，我们不难看到当代三自领导人物的思想与当年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联系。
而散居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也时时发出”本色化”的呼声。生于东北、长于日本的赵天恩就呼吁西教士应该把他们办的神学机构交给中国基督徒，他认为神学机构，就是神学院，交给中国人领导方可显示本色神学的意义。他也深信本色化神学教育的重要性。1975年他与几位费城威敏斯特神学院的中国同学回到香港创建了中国神学研究院。赵天恩自己是基督教福音派，他与亚洲、西方各宣教机构和教会有密切联系。因而到了七十年代中”本色化运动”又掀高潮。
早年生命社所开始的基督教教义与儒家思想的比较研究也仍然继续，不乏后继之人的。七十年代中，谢扶雅著书评论基督教哲学与儒家思想相似之处；李缇源指出圣经中的”sin”翻译为中文的”罪”不妥；《景风》 杂志中英两个版本则频频的推出谢扶雅、李缇源和其它学者关于”比较文化”研究的文章。可见不仅”本色化”重被提起，连五十年前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所采取的方法途径，今日仍然有人仿效的。
就是再提，就是九十年代跟二十一世纪所用的方法，也就是谢扶雅的方法，也就是吴雷川的方法，无论是中国的、海外民运人士或者港台的一些读过儒家思想的出名的讲员跟作者。
随着当代人对生命社的历史和思想兴趣的兴起， 该社的意义也越来越显示出来了。吴利明，（利益的“利”、光明的“明”、口天“吴”，）1970年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博士论文就是以研究赵紫宸、吴耀宗和中国基督徒基要派领袖王明道三个人为题；八年之后，同校的林荣洪博士（，我的好朋友啊，）在博士论文中也研究了二十年代非基运动中的基督教护教运动的兴起，他在文中对所有关于这些论文的文章以及关于赵紫宸、吴雷川的文章做了一个概览。赵天恩的论文中也提及生命社的一些问题。韦思特（Philip West）所写的有关燕京大学的一本书，就是《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年，是以生命社为出发点的。本文的写作也旨在认清生命社所起的历史作用和历史意义：就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生命社成员是中国自由派基督徒的代表，他们曾经吶喊、奋斗、挣扎，为中国，也为自己的信仰；他们最终失败了。但遥望中国大陆，”文化基督徒热”已经燃起，方兴未艾；此时此景，我们是否应该再次回顾生命社呢？这是一九九十年代初八十年代末一个评语，它是否告诉我们什么？面对历史，让我们选择。
最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的评价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分水岭。无论是中共的历史学家，还是非中共的历史学家，都把五四当作自己传统的象征。中共史学家认为五四是中国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起点，而”民族主义者”各派则认为五四促成了现代中国的民族意识。
本文则认为五四运动的意义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基督徒知识分子还或者是非基督徒知识分子都面临严重的思想危机；二，1921年之后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的出现。这两个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基督教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基督教是五四运动的一部分。1919年生命社的成员与他们的教外同代人一样忧国忧民，他们试图重新塑造中国人民。他们也努力使自己的意识与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现实吻合。他们无疑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就是协调自己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双重身份。最终的分析使我们看到：这些燕大同仁和基督教青年会的成员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基督徒。（这是我自己的分析。）他们的爱国热忱毫不比他们的非基督徒同代人逊色。他们努力建立一套中国教会本色化神学，这表明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他们认定本色化神学既符合知识分子的理性，又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形势，而且与儒家传统思想协调。很少人意识到这个”本色化”建设的内在矛盾，他们的出发点只是出于对中国的爱，对中国人民前途的忧虑。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历史身份的过程中，经历的是五四运动的经验。
生命社似乎想以发起”基督教新文化运动”而争取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领导权。然而1921年之后，就是共产党成立之后，兴起的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使他们的梦想成了泡影。接着非基运动又把基督教逼到被动位置，削弱了它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在这种被动情况下，中国基督徒不但要协调他们的双重身份，而且要表现出这种的协调。他们左右都为难，备受攻击。就他们的能力和资源来说，生命社当时所作出的回击已经是够壮烈的了，因为他们既要分析五四运动，批评它的软弱之处，又同时要捍卫自己的爱国主义，创建一个既民族化又合理的社会方案。但他们最终还是因为压力太大而无力承受的。当他们必须在政治和”主义”之间选择的时候，他们只好分道扬镳。赵紫宸一直是含义不清的自由主义者。1948年之前，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置可否。徐宝谦守住他的唯爱主义。吴雷川及后来的吴耀宗转向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的思想。一直到1937年，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基本上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
在这个历史时期，有两个问题值得思索的：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失败对生命社成员意味着什么？这个所谓” 失败” 的历史意义何在？赵紫宸、吴雷川，徐宝谦每个人都用自己特殊的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当同时做基督徒和中国人日益困难时，赵紫宸把神秘主义当作他的最后的归宿，就是用诗、用神秘来超越。徐宝谦自本世纪初，就是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一直坚持自己的理想，献身于社会服务。吴雷川虽然因为他的同事不接受他的革命理想而失望，但还是同意回去燕京大学教书的。他一生执教，临终前在北京街头卖书法为生。不管他们作了怎么样的选择，他们各自的神秘主义、社会服务、教育生涯和生命奋斗都还是有意义的。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又何在呢？这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答案。一种传统的看法是，所有的现代思想体系歪曲了中国文化传统，五四运动所倡导的一切主张，除了文学革命以外都应该废除。这是传统的看法。基督教，科学，民主，马克思主义，全都尝试灭绝中国民族文化的精华。中国传统虽然经受攻击，但它还会复兴的。这种观点似乎不能成立，因为它没有考虑到二十年代的社会现实。这个是传统儒家中国文化的观点。
另外一种的是宿命论的观点，以为中国现代史的转折点是1949年。这样看，儒家传统的消亡和后来的民主革命的失败（，就是国名党的革命的失败，）既可以理解又是不可避免的。1921年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意识觉悟后所释放出的巨大的历史力量是不可阻挡的。虽然中国革命直至1949年才夺取了全国政权，但这个结果是在1921年就注定了。 这种观点着重阶级分析，却忽略了创造性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忽略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作用。
我略略提出第三种观点，就是”悲剧论”。二十世纪的中国问题不可胜数，而且每一个问题都不容易解决。二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期望过高：他们想要一个合理的、可行的和爱国的思想体系，结果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至少一部分人找到了）。重要的因素不是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了救国之路，而是他们所处的形势、 所面临的严重挑战逼迫他们去寻找这样的救国之路。他们要做的太多，时间紧迫，所以无力完成。自由主义者、国民党、基督教人士都曾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个失败是政治和军事的失败。如果当年中国社会不是发展如此急速的话，中国人民会不会选择另一种的思想体系呢？这是个值得人深思的问题。
基督教新文化运动没有成功，是因为任务过于艰巨、时间又过于短促。不过虽然1949年之后，有形的基督教不复存在，（直到1980之前，）但圣经的信息却继续叩击着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心。大陆的”家庭教会”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中止。”四人帮”倒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允许宗教自由。1979年中国教会开放，人们潮水般涌进教堂崇拜。一个生气勃勃、声势浩大的基层的基督教运动显然遍满了中国。中国基督徒将会继续活出他们的信仰，以他们的生命影响他们的环境。这个运动或许不叫”新文化”，却是不折不扣的”基督教”。或者我再多加一句：不折不扣的本色的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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