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第9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现在我们从第九讲开始，我们用我的博士论文的中文版《先驱与过客》作为讲课的内容，《先驱与过客——再说基督教新文化运动》这本是我的博士论文，在1996年由加拿大的复音证主协会出版简体版，收集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成为第四册，《先驱与过客——再说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第一章，第二十五页开始：风雨中的现代中国基督教。从二十五页开始我们中间会跳掉四页，就是从二十八到三十二页，因为那些材料我们在本课程前面几讲都讲过的。
第一章 风雨中的现代中国基督教
公元1922年现代基督教在中国的宣教已经历了一百一十五年了，而这一年春天发生的事件急剧地改变了“五四运动”的进程﹐也改变了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的进程。这一年的四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北京清华大学举行会议。这个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就是YMCA青年会那个学生部门，这个是世界性的会议。这次的会议标志着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对国人的影响已经达到高峰。基督教学生青年会的正式刊物《青年进步》，《青年进步》﹐用春季号的全部篇幅报导大会盛况。
与此同时﹐北京的非基督徒学生也发起了一个有组织的反基督教教运动。他们指责基督教学生同盟不应该把国立大学，就是清华，作为宗教集会的地点﹐甚至指控这个同盟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其目的是在中国人民中培植可供驱使的教徒。恰在这个时候﹐在中国工作的西教士发表了一项调查报告﹐题目是“中华归主”，但是很不幸的，英文的题目是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基督教占据中国》。仅仅是出版物的题目就足以大大激起学生们的愤怒了。结果这次反教运动竟扩展成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直到1927年北阀完成（，就是1927年4月12日）才告平息的。
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的攻击含有两个方面，第一，是认为基督教不符合科学，障碍中国人民的进步；第二，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非基督教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反帝国主义。他们特别把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做为攻击的对象，从1922到1927年间，非基督教运动一直地坚持不松懈地反对帝国主义，而且汇入1926-1927年北阀（北伐是1926年7月开始的）。
这个运动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基督教不仅代表一种外国的思想，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难题。如果说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传播是一部坎坷的历史的话，那么，非基督教运动这个其中充满着风雨的路程。如果要正确地理解当时中国基督徒的处境，我们必须要理解当时基督教在中国的尴尬的局面。
第一小段，现代中国基督教的问题，这里我们只会读一点点，因为下面一些我们都读过的，讲过的。
在中国社会上的传统宗教可分三派，儒家学说一直被官方认为是正统的，道教和佛教在官方看来虽然非正统，但是在某一种限度内可以容纳。举例说：佛教虽已经逐渐渗透了中国知识、艺术、生活的主流，但是，在官方认为足以构成社会政治威胁的时候，随时可以限制的。实际上佛教曾受过压迫，在公元446、578、845和955年四次。儒释道三者以外的其他的宗教派别，在传统上通常被列为非法的邪教，比方说做地下活动的“白莲教”，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的教派被看为是有害于国家的利益，所以应该铲除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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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天主教宣教士在明代初就到达了中国，当时基督教被认为是可以容纳的洋教。宣教士多属耶稣会，the Society of Jesus，短称Jesuits，是这种的修士。他们把天文、算学、历志、地图等等都带到中国，深受欢迎，最有名的是利玛窦，所以能够得到朝廷的承认。但是在18世纪初，清朝的宫廷因为“礼仪之争”，与罗马教廷发生冲突，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拜祖先这个问题，这个当时罗马的教廷是不容许的。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容许中国信徒祭祖，但是教廷不批准，清朝政府于是于1724年宣布基督教是非法。因此，在1724-1842就是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的那一年，整整的118年了，基督教在中国的社会是一个非法的异教。第一位新教士，就是基督新教更正教的宣教士马礼逊， Robert Morisson，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807年到达中国的澳门的。当时澳门还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是一个租界而已，不过是亚洲目前2012年亚洲最老的租界，或者是历史上亚洲最老的欧洲人的租界。
这种情势在鸦片战争1939-1842还有其后几年，有很急剧的变化。《南京条约》1842年，给于外国人在通商港口建立教堂的权力（只是通商港口）；1858年《天津条约》，在签立的时候是被一位在谈判中担任翻译的西国的宣教士，加上了一项允许西教士在中国内地购地的一个款项。所以1860之后（，1860还有北京条约），宣教事业在中国得以很快的发展。由于各国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都有领事裁判权，领事裁判权，这个特殊利益的规定，就是说，比方说英国人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由英国的法官用英国的法律来审判他们，就中国对外国人没有权的、没有裁判权、领事裁判权。因此，基督教不仅成了一个被中国政府容纳的洋教，而且不受中国政府的监督和管辖，这种情形在1911年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依然如故，直到1943年，这些不平等条约终止之后才有所改变。这些不平等条约，那一年美国国会承认推翻，而且在开罗会议中丘吉尔、罗斯福、蒋介石跟斯大林是一起开会的，所以当时西方给中国一个面子，不平等条约就取消了。
但是从《南京条约》算起，是一百零一年，现代基督教的宣教运动原来是英、美等的复兴的运动。
下面讲的是宣教士这个比较薄弱的教育的背景，对中国的官绅缺乏深入的理解，比较关心的是他们本身的院落（宣教士所买的、租的院落）的利益，然后清代官绅他们的功能，而宣教士又取代了他们的功能。
现在我们跳到第三十页，从二十八跳到三十页，清代的乡绅中，有些曾经科举考试及格，在中央政府取得一些功名，他们都在当地的村镇住的很久，熟悉当地人民生活的情况。有的是当地的地主，享有免纳人头税和免役权利，有的是由官家给口粮的，他们周旋于官员和百姓之间，官员和百姓之间。可以说是地方上富有政治策略性的人物。他们协助官方发号令，同时又为百姓上言申冤，这些地方官通常都是外地派来的，任期比较短，就在这点上乡坤所处策略性的地位就更显得重要了。乡坤们在当地担任多种的职务，有些提供公共的福利事业，如育婴堂的设立，有的组织公共建设，建桥、经管税收、兴办学校，维持修理地方的寺院，保管科举的考场等等。他们还组织自卫民团，在紧急状态中维持地方的治安。总而言之，他们是乡镇官方与非官方的代表和桥梁。
西教士由于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殊权利，与乡坤取得平等的地位，他们常常穿着儒者服装，特别是天主教和内地会。有时充任政府军事顾问，他们工作的对象，多半是下层社会中容易滋生叛乱的人；更要命的是，这帮宣教士好为人师，对群众完全传授了西洋的思想，这对素以维护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乡坤，怎能不构成威胁呢？而且，宣教士带领这些基督徒往往脱离中国社会，有的是被家庭赶出来的，他们往往只是协助宣教士工作，因而造成一种神秘的气氛。事实上有许多公共福利事业上，比如保护孤儿、寡妇、救灾、济贫等等，宣教士和乡坤们都无意中在竞争。因此，宣教士的出现，尽管一个乡镇中只有这么一个白人宣教士，也足以引起乡坤们的不平安了，反宣教士的情绪就这样子滋生起来。
所以，从1860-1899年，有240次的教案或者是暴乱。其中55次是发生在1860-1870年间。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的Paul Cohen，柯恩的China and Christianity，《中国与基督教士》，专门讲官绅反教的原因。吕实强（，双口“吕”、实在的“实”、强壮的“强”，）在台湾差不多同年1963年也出版一本《中国官绅反教的原因》（32页）。柯恩把乡绅们在反教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加以分析，发现有几种常有的模式：
一，绅士们以基督教有违中国传统危机写成小册子，在百姓头脑中培养反外情绪。
二，他们散发传单、张贴报告，谴责若干的宣教士。
三，起诉意图收购地产的宣教士。
四，是鼓动反教暴动，通常是在科举省市的其内，学生云集，反外情绪极高的时候。
反教暴动的顶点是1870年的天津教案，以及后来1900的义和团暴乱。但是1900之后，基督教在中国有一段短暂、但是又非常快的发展。1911年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宗教自由。1914年吧，中国的国会还呼吁西方各国为中国祷告，这个国会里面60%是基督徒。1900-1910十年间大批的宣教士拥进中国，这个是义和团之后的十年，其中不少是从“北美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差派而来的，信徒、教会随之增长，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也逐日增多。这个时候中国好像有一线曙光出现，似乎一个新的时代、标志着进步、繁荣、明治改革的时代即将来临了，西教士们无不欢欣鼓舞，以为基督教同时可以大大影响中国社会。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质疑基督教和其它一切的宗教了。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宗教辩论
第二段，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宗教辩论，这个是1915-1919。这一段讲了之后呢，有1920到21的，然后有1922到27年的。从1915－1927，我们会分段地来分析“新文化运动”（或者总称为“五四运动”） 。
陈独秀1915年9月15日创办了《新青年杂志》，标志着“五四运动”或者“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6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他聘了陈独秀为文学院的院长，同年1917年，胡适先生提倡文学革命，就是白话文革命。这个时期袁世凯背叛革命，令中国知识分子大失所望，而日本无理提出的“21条”，又使他们义愤填膺，他们开始苦苦地探索企图找到一套完整的能救中国于危难的理论。林毓生，在美国的中国学者，在1960年代把这种思想体制的寻求，称为“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这个方式 。（我顺便提一提，1989年“六四运动”也有这种的特点，借着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根据林毓生的观察，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先有思想文化的改变，才能够有社会、政治、经济的改变。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或明或暗的假设最基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而所谓最根本的变迁，是指这种变迁是其它变迁的泉源，最基本的思想怎么变其它思想、其它存在，其它存在再让社会、政治、经济来改变。
这种寻求全面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起源于西方，它的基本精神是反传统。陈独秀、蔡元培、胡适这些人都曾出国留学的，去过日本、法国或者美国这些先进的国家，接触了“文艺复兴”之后各种现代西方思想，就是“文艺复兴”是1500年的，这是“五四运动”四百年前的思想。竟然发现中国的儒家思想与这些现代思想格格不入，因此他们开始抛弃所有的传统思想，陈独秀曾经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的。陈独秀于1879年出生于安徽，幼时受传统的儒家的教育。1896年考取秀才，1897年中举，但是因为他深深地恨恶科举制度，到杭州去向法语教师学习海军建筑，就是怎么造船。1902年之后在日本、法国分别做过短期的居留，也在中国从事教书和新闻事业，就是说他一年开办一个报纸，几个月又倒闭了，又在开报纸，开了很多不同的报纸。他曾经参加1911年的革命，1913年的讨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都逃到日本。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1917年赴北京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在北京和李大钊合办《每周评论》这个报纸。由于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受到当局的压力，陈独秀1919年秋天到被逼辞职，在五四运动的游行中他在街头散发传单，6月11号被逮捕进监牢，秋天才能够释放。1920年，与第三国际的吴廷康，Grigori Voitinsky会晤，开始成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团的核心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虽然没有出场参加，但是与和李大钊一样，是被认为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
《新青年》杂志是五四时期在中国学生中最有影响力的刊物，陈独秀号召学生们觉悟起来，负担重建中国社会的重大的责任，中国最需要的是与众不同的“新青年”。“新青年”之所以是“新”，是因为他们有觉悟，这种的觉悟是他们自己的选择。陈独秀告诫新青年们：要独立、不要盲从；要进步，不要保守；积极向上，不要后退；要有普世观念，不要孤陋寡闻；要实事求是，不要拘谨行事；要科学，不要想入非非。
陈独秀所关注的是中国做为一个民族将如何生存下去，如何在一个全民觉悟的基础上，创建一个新的中国社会，这种关注促使他研究了各种当代西方思想。1915-1919年，15到19，这段时间，陈独秀的写作对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做了明确的区分。他对1911年的革命彻底的失望，认为这次的革命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的，而他个人传统中的中国生活经验，和对科举制度的憎恶，又导致他全面的拒绝传统，不管是东方的传统甚至乎西方的传统。所以，陈独秀批判的对象，总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又总是在现代西方思想中寻求答案。
《新青年》杂志一个重要的课题，是对儒家思想的攻击。这个反孔运动是由康有为主张，重建孔教为民国国教而激化出来的，陈独秀以为儒家学说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宗教，也是一个控制行为的一个法典，和一种教化的方式。实际上君主政权的依据，是过去封建时代的思想体制，应将其全部推翻，改建一个新文化和不带宗教性质的新国家，以“共和文化”（，这是他的口号，“共和文化”）、与“人类平等”的新伦理而代替传统的宗教信条。这里你就可以想，很快的，鲁迅这种人就会讲出“吃人的礼教”这种的对儒家的批判，跟陈独秀是换汤不换药。
陈独秀认为这个“新文化”的象征是民主和科学，他泛用这两个名词，把民主看成是没有定型的人民公义，把科学当成一种代表，真实和理智，没有定义的标准。陈的思想既然没有约束，也没有系统，但所写关于反孔和关于民主科学的著作中，可以发现他把改变认为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事，就是改变是唯一不能变的。在他看来，中国首先需要的是伦理的改变，不是政治的改变。从他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里，可以总结出他所提出的改变中国的次序图表：第一是伦理，然后教育，教育就影响到学术与文化，再来政治，然后社会生活的改变。伦理、教育、学术与文化，然后政治、然后社会、生活。
很容易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是选择现代西方的现代思潮，来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所谓“选择与替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显著的特征。这个选择与替代的特征，也充分体现在这批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对宗教问题的讨论和辩论中。
好了，我们现在看到，首先是新青年要上进、要往前看，要制造新的中国社会，反孔、民主、科学，要有讨论、探索的精神。
现在，下面就要看《新青年》杂志对宗教的看法。这个呢？从蔡元培的文章开始来看，慢慢就导致到1920年的反宗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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