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第10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中国（基督教）教会史》第10课，我们在读《先驱与过客》的第一章，风雨中的现代中国基督教。现在来针对《新青年》杂志，不光是他们的广泛性的一些主题，民主、科学、打倒孔家店等等，现在要讲他们的宗教、对宗教的态度。
（37页）蔡元培于1917年在《新青年》写了一篇文章，主张以美育、美术的教育代替宗教。
他认为宗教的起源，是由于人的知识、意志、感情三种精神需求所构成的，这是宗教的起源。在原始社会中，宗教满足了人的这三方面的需要，但是现代社会中人完全可以脱离宗教了。譬如进化论回答了人类起源的问题，所以在知识方面不再需要宗教；而心理学、社会学等等应用于伦理方面，使人不再以上帝的旨意作为道德观念，所以，意志、需求也可以脱离宗教而独立了；情感领域中的问题呢？则在于艺术与宗教的关系，过去艺术是宗教的婢女，不能独立于宗教，艺术完全被宗教奴役，失去了它的陶冶性情的作用。但现代社会中艺术已经脱离了宗教，没有宗教色彩的艺术，才是最纯洁、最美好的人类情感的表现，因此也是最美好的教育的模式。这是蔡元培的看法。以美育代替宗教可以避免一些宗教引起的坏习惯，比方说：攻击其它宗教、人我之见、得失计较等等，还保持着艺术的最优的本质，美育可以使人与自大、自刚、真实的本体，reality，融合为一物，因此代替了宗教的最好的模式。
胡适在1919年，发表了《不朽，我的宗教》一篇文章，主张以社会不朽代替灵魂不灭的信念，他说：科学已经推翻了灵魂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的信念，与超自然现象的天堂、地狱的观念，宇宙中不朽的事物不是灵魂而是社会，是大我。这个大我由无量数的小我集聚而成，小我就是个人，没有独立的存在，但和无数量其他的小我有密切的关系，每个小我和社会全部、与世界全部都有关，社会全部、世界全部。不仅当代的社会，过去、未来的都有关联的，时空中继续不朽的小我聚成大我。小我消灭后，大我已经存在，就是不朽。人献身为社会服务，小我的一切的作为都留存在大我之中，永远不朽，这就是社会的不朽。胡适的结论是：这种社会不朽的观念，很可以作我的宗教。
蔡元培、胡适二人，虽然有选择性地保留了宗教中的某一方面的优良的成份，但很明显的主张以更好、更美的事物，比方说美术、或者社会服务来代替宗教的。
陈独秀也采取了类似的主张，他有个基本的假定，就是无论个人或者宇宙，都在不断的在转变，这转变是唯一的现实、是宇宙唯一的永恒，宇宙万物都在不断的转变，伦理、宗教也需要改变。
陈独秀在他所写的《科学与人生观序》这篇文章里面他说：宗教思想的变迁，要受时代和社会势力的支配，称即在一时代各民族与各社会事业的进化速度迅速不同，宗教思想也随之而异，根据这种的意见，必需要抛弃若干宗教的绝对性了。
首先，宗教致命的超越性就不能存在。陈独秀说：“若于独尊一教，以为空间上人人也由知，时间上万代不义之宗，使于理论上绝唯必不可能妄想”，就是上帝的观念也必须抛弃了。
陈独秀为无神论举出了两个理由，第一个是属于哲学的：上帝能造人类，上帝是何物所造呢？上帝的有无既不能证实，耶教的人生观便完全不足相信。第二个理由：就是无神论乃是未来社会各种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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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不仅拼弃了宗教的超越，而且在他的写作中建立一种新的超越，那就是人类的超越和历史的超越。在陈独秀看来历史是永恒的，是个人意识的扩大和延展。 他在《自杀论》这篇文章说（可能有学生自杀了，他就写了这篇文章）：物质的自身扩大是后代、种族，人类；精神的自我扩大是历史，具体来说人类和历史的超越意义，就是人类的弟兄之谊与创造性是不朽的，弟兄的友谊和创造性，都是超越一切的。
陈独秀在1919年，出监牢之后发表一首诗（里面是这样提到）：“在永续不断的时间中，永续长住的空间中，一点一点画上创造的痕迹；在这些痕迹上，可以指出哪是我，哪是你；什么是半农（半农是个名字），什么是D；有人说神的恩情力量更大，祂它能治理光明，当真！当真！天上没有了星星，风号雨淋，黑暗包着世界何等凄清；为了光明去求真神，见了光明心更不宁；辞别真神回到故处，爱我的，我爱的姐妹弟兄们，还在背着太阳，那黑暗的方面受苦，他们不能和我同来，我便到那里和他们同住。”因为只有这个超越是真的人性，就必须把一切神圣观念从人类社会中除尽，成为整个的世俗世界。
所以，中国的教育或者文化应该是什么呢？他说、陈独秀说：弃神而重人，弃神圣的经典和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基督教也需要除尽神圣的部分，成为一个世俗的伦理体制，没有神迹存在在其中，把宗教同科学分开。也不应该充许宗教组织存在，在这个新的世俗的伦理中，神学、教义和宗派都没有立足余地，宗教应该脱离教会，基督教也不应该牵涉到政治。也就是说宣教士不应该拥护帝国主义，中国教会也不应该采用基督教是救国的方案，政治与宗教要划分界线。陈独秀以为经过对基督教彻底的清涤之后所留存的世俗伦理，将会对未来中国社会有纯正的贡献。
他相信人类有普遍的情感还有欲望的。下面他这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情感与欲望都兼有物质的、超物质的两种冲动，不能把它们分开，不能把它们两家比出个高下，欲望、情感的超物质的冲动是低级的冲动，欲望、情感的超物质的冲动是高级的冲动，也是人类的普遍天性。也没有东洋、西洋的区别，所以就是极不开化的蛮族也有他们的宗教。欲望虽然是普遍的，但是基督教的伦理和中国的伦理就属不同。基督教爱美，是情感的伦理，中国伦理着重在道义上的外表。
陈独秀继续的比较两者的分岂，有下面几点。中国伦理是当然的。基督教伦理是自然的；中国理伦是知识的，基督教伦理是盲目的；中国伦理是理性的，基督教伦理是超理性的；中国伦理是外表的，基督教伦理是内心的。陈的结论是基督教是信和爱的宗教，以耶稣的伦理人格为中心。我们所效法的只是耶稣的人格，他这样来总结。（下面这段话很有意思）陈独秀说的，他说：新的信仰是什么？就是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我们不用请教什么神学，也不用依赖什么教义，也不借用什么宗派。我们直接去敲耶稣自己的门，要求他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与我合二为一。（很像远志明，在过去10多年讲的话：直接敲耶稣的门。）除了耶稣的人格情感，我们不知道别的基督教教义。崇拜的真正的目的是自重，耶稣所说他心里三日再造比神殿更深的尊，耶稣的伦理很有崇高的牺牲，伟大的宽恕，平等博爱的精神。
事实求是的说，陈独秀并不完全反对基督教，他的名言“把耶稣的热血、精神培养在我们的心中”，曾得了中国基督徒的普遍的称颂的。胡适从社会学来列基督教的友谊态度、友善的态度，也受到中国基督徒的尊敬。至于蔡元培，虽然没有称赞基督教，但是他体现了一种学术研究的精神。他们之中，没有像1919年之后那些宗教批判者所发表的攻击性的言论，新文化运动，就是1915-1919年的领袖们，基本上还是从知识方面讨论宗教。陈独秀、胡适、蔡元培三位都是教育家，他们在这时期各从事研究、讲授、编辑，对于应否接纳、修改、代替基督教的问题，主要依据它对将来社会有没有贡献，至于将来社会是怎么样一个社会，他们并没有具体的观念。换句话说，因为基督教缺民主、科学的精神，他们认为基督教缺民主、科学的精神，所以可能要对之修改或者用别的东西来取代，但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体系，他们从未进行过持续的、全面的攻击。他们当时攻击的主要是儒家传统思想，而不是基督教。但陈独秀虽然主张推翻一切旧的、保留一切新的，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因此而推出这样的逻辑，就是说儒家思想因为属于传统思想应该被推翻，基督教因同样的理由也应该被拼弃，没有。
当时中国的教员和学生们，正在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的方式，来为中国的出路寻找答案。（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很简短的总结）在这个时期1915-1919年，是一个步伐比较慢的一个讨论、一个温床，到了1919五四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1919学生找到了政治运动的这个的魅力，之后呢，就有新的攻击宗教的行动出来。
第一章的第三段让的五四1915-1919这一段之后呢，我们来看第三段（44页）：
“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教批评（1920-1921）
1911－1913年的革命失败之后，到1919年群众运动暴发之前，“新文化运动”的焦点是文化。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找新的思想，或者说他们在为自己理想中的新中国而寻找一种的思想。1915年的口号是“觉悟”，意味着争夺政权的“革命”一词，当时尚未成为中国青年的神圣口号。
然而，五四运动毕竟唤起了中国人对政治现实的觉悟，光有思想不够，还要有行动；如要行动，人民必需要组织起来。1919年之后，各种的社团组织广泛地展开活动、出版刊物、进行宣传，教育家们和编辑们也投身于这种组织活动之中，或者说至少他们认识到组织行动的重要性。
1919年5月4号，示威暴发之后，学生团体和刊物纷纷出现，这个时期知识分子组织了社团中最具影响力的首推“新青年学会”，发行《新青年》杂志，第二就是“少年中国学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一个青年国家主义者于1919年7月份组织起来的，刚好比《新青年》创刊号早了二个月。中国历史学家认为它是五四时期历时最久、会员最多、分布地区最广、分化也最明显的一个社团。它的宗旨是什么呢？宗旨是 ：“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漠视风气”。它在北京、南京、上海、成都、东京、巴黎都设了分会，并出版《少年中国》月刊。1923年，该会分裂为马克思主义和国家主义两派，国家主义那派就成为中国青年党，这次分裂导致会员分道扬镳。
1920年9月，“少年中国学会”的巴黎分会向北京总会建议，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得充任会员，这引起会员们的争辩，并于1921年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宗教的演讲，演讲词在《少年中国》三期特刊中都有详细的记载。这些演讲大多以研究的态度讨论宗教问题，并未对基督教进行系统性的攻击，讨论结果“巴黎提案”被否决了。但是，这一系列公开的演讲，不可避免的为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的发生，提供了最近的背景。参加这次宗教讨论的人，大至可以分为反对宗教者与同情宗教者两派，前者以王星拱、李石曾，李璜，还有1920-1921年访问中国的英国哲学家罗素，.Rossul（校对者注：来自百度百科的相关解释-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1872年—1970年），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主要作品有《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等。罗素不仅在哲学、逻辑和数学上成就显著，而且在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建树。他前后期哲学思想变化很大，早期信奉新黑格尔主义，深信绝对、共相的存在，把数学视为柏拉图理念的证据。后来与摩尔一起叛离了绝对唯心主义，转向新实在论。罗素的哲学具体地体现了诺贝尔先生创立这个奖（诺贝尔文学奖）的初衷，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十分近似的，两个人不但都接受怀疑论，而且都怀有乌托邦理想，并且由于对当前世局的共同忧虑而共同强调人类行为的理性化。（瑞典文学院评）为代表。（很有意思的，杜威跟罗素是同时访问中国的）。后者，就是同情宗教者有梁漱溟、屠孝实、陆志韦（陆志韦最后在1946年成为燕京大学的校长），刘伯明和周作人等等。
反对宗教者以五四时期流行的科学主义思想来批判宗教，王星拱就用了科学认知论的方法讨论宗教，他认为从科学的眼光来看宗教的神秘因素不能成立。三个理由：第一，宗教全用演绎法解释一切不可知的问题，而科学的态度应该是归纳法。科学家处理一个难题首先要分解它，把它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把这些不同的部分与已经知道的事实比较对照，渐渐就会得到一个合理的解答。宗教却把所有不知都归给上帝，都推给上帝，或都某一种神秘的说法，所以归纳法才是对的，推理法是不对的。第二，宗教以不知为己任，不知道，在不知与己知之间画上一条武断的界线，使我们无法由不知进入到己知。学识在人类社会中日有进展，许多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现在都已经成了己知了，以前认为神秘的事情现在都成为日常生活的普遍现象，科学不断地前进，现在不知的事情不久将会成为已知了。王星拱以为科学的研究范围是全体宇宙，对于现在还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只能说现在还无所知，不能说永远不知。这是第二，科学会有进步，宗教会淘汰。三，宗教把人类知识建立在神秘的理论基础上，忽略了人类经验的重要性，以至理论脱离实际，陷入到唯心构造的危机。王星拱的结论是：无论你的宇宙观是宿命的还是唯意志论的，宗教都是不必要的。
陈荣捷是在Dartmouth College，在美国波斯（？17：09）以北的一所著名大学里面当中国哲学教授多年，Wing-tsit Chan，总结王星拱的观点如下：如果宇宙是预定的，那么人的生死祸福也早就预定好了，宗教崇拜就不必要了；如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预定论，认为人的努力越大自身结果就越好的话，那崇拜就更不必要了。如果宇宙不是预定的，生死祸福都是机遇造成，那更无崇拜了。这个是从科学来看宗教。
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用科学认知论和自然道德主义来讨论宗教。从科学认知论来看，人类进化经过三个时期，一个是混乱的宗教时期，二是进化后教义化了的宗教时期，三是科学的实验时期。李石曾引用孔德Augustus Comte， Comte是C-o-n-t-e的解说认为在第三个时期中，科学进步，强调实验，妄谬的宗教将被废弃。自然道德主义就认为道德是人类和其它机构的生理本能，用来保存生命、延续生命。而且是生命繁衍为社会群体的，所以自然道德主义不仅仅绝对否认宗教道德，也不理解康德的所谓道德革命，自然道德主义可以取代宗教，即便是宗教被废除了，自然道德也可以继续存留。
下面是李璜，李璜当时在巴黎留学，他向巴黎的三位教授探问对于宗教问题的意见，结果三人都一致否认宗教的价值。李璜本人是一个社会科学学者，他认为天堂的信念，灵魂不灭的希望和灵感的依赖都是人类进步的障碍，人类正向社会主义发展，照李璜的意见，社会主义已今世为目标，而宗教则指向天堂。社会主义是理性的，不是魔术，是科学的，不是神秘的，所以宗教是人类向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障碍。
然后呢，罗素，Bertrand Russusll，具体的说，就是在《少年中国》的刊物里面呢，他们邀请罗素发表文章。他具体地说，宗教的五个确切，就是宗教没得救了，五个因素。第一，宗教带有部落的心态，排斥其它宗教。二、宗教企图把自身信仰普及世界，只有本身的信仰才是对的，别的全属错误。三、宗教对人类贡献是杀人和战争。四、宗教在社会中的功能是不破坏旧的也不建设新的，所以宗教是发展个人天赋和新思想的障碍。第五、最后，宗教是以个人欲望为基础，故对所有事物都持有一种主观的情感的态度。Bertrand Russusll对宗教的定义是：宗教用条条框框管束人的行为和人的生活准则，它强迫人相信它，它对人的强制和人对它的信仰都是强制性的，和感性的、不是理性的。罗素庆幸还好中国没有那种有毒的宗教以及充斥欧洲历史的宗教战争。他认为宗教中不含有救赎的因素，没得救的了。由于Bertrand Russusll是到中国演讲的来自欧洲的著名的思想家，他的观点就被普遍地接受，后来还被用来攻击基督教。
辩论的另一方是同情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他们自己不一定信奉宗教，也不感情用事的为宗教辩护，而是用二元的观点来看待宇宙。佛教学者梁漱溟认为：人都有一种超越此生、超越世俗的基本的需求，所以宗教是什么呢？宗教就是超觉于知识的事物，谋情志方面之安慰、劝勉，得到一个安心立命之处，宗教的本质就是反理智的，因为它包含了二个组成部分，超验性和神秘性，所以梁漱溟认为宗教是属于主观领域的。
下面一位是屠孝实，即不信奉宗教也不赞同所谓科学的宇宙观，他不能相信宇宙是完全机械的运行的，而人只是一个被动的环境的产物；反之，他认为人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是主动的，是能改变环境的。寒冷的时候人不会白白的等冻死，他会找木头来取火，交通遇到障碍的时候他会逢山开路遇水造桥，黑夜人们会点灯燃烛享受光明，由于可见人是有超自然特征的，而宗教就是一种使人超越自然与超验世界合一，transcendental reality，超验世界合一的力量，因此宗教领域的自发存在是必要的。屠孝实不同意黑格尔的把宗教等同于道德，他的观点与士莱马赫，Friederich Schleiermacher靠近，士莱马赫认为宗教是无限的依赖感，在这个领域中直接的宗教经验变成他自身的最后的确据，这种的经验是直接的，也就是说它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综合的、不是分析的，宗教和科学没有冲突，每一个有自己的领域。
下面还有刘伯明、陆志伟、周作人等等都是同期分享的。很有趣的，《少年中国》就把正反两面，同情跟攻击两面的文章都登了。
所以，在1920-1921年， 经过了“五四”1919年的群众运动之后，就比较很激进地、激烈地来讨论宗教，这个在整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大潮流里面很重要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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