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第14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中国教会史》第14课，我们继续讲生命社，就是赵紫宸、徐宝谦、吴雷川和刘廷芳这四个人。现在我们接下来最后那一段是要讲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在他们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中，他们跟同代的人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一、生命社同仁显然是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生活在中国往何去的一个历史关头。他们确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改造、改造中国社会。他们的方法与他们的非基督徒同代人所采取的“借思想文化与解决问题的方法”基本上是相同的，认为思想的改变是一切改变的基础，他们对国家、对自己都抱有无限的希望，他们更希望于自己的学生相信这些五四青年会把他们的教导付诸实践。这个第一，他们是五四人。
二、同时他们是中国基督徒，他们大多数人在信奉基督教之前接受过传统的儒家教育的，由于基督教自由派宣教士在中国的工作，他们皈依了基督，并成为中国教会本色化的中国代言人，他们中多数人都曾经出国留学，多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跟协和神学院深造进修。他们要么在当时最出名的燕京大学那里教书，要么就是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有密切的关系，要么同时参与两个机构的工作。他们又是中国教会本色化的领导人物，努力引导中国教会脱离宣教士的控制、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至少这个是他们的理想。在中国基督教圈子里面他们是不属于任何宗派的自由作家，这样使他们有一个更为理性化的角度，他们不必每天陷入教会工作的繁文缛礼，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为整个中国教会的未来而思索探求，他们多出生于书香门第，现在做大学教授，仍然保持着文人的气节，新文化运动使他们接触到一批五四青年，但是他们却远远脱离了中国的工农群众，他们是当时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
三、这些知识分子看教育和社会改革是他们自己的天职，像他们的北大同代人胡适、陈独秀、蔡元培、李大钊一样，他们谆谆的教导中国青年，向他们灌输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为了是要改造中国社会。他们所采取的方法是自由学术讨论，他们的社会观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人类社会的进化，他们关注人类的进步，尤其是中华民族的进步，他们的社会政治纲领可能不尽相同。（顺便再提一提，）赵紫宸 没有讲出他的政治思想大概是自由市场吧，吴雷川是暴力的革命分子，不一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徐宝谦是唯爱主义。但一致认为只有人的觉悟才是社会改革的出发点，他们想在个人觉悟的基础上用基督教的原则来改造社会。
最后，对他们来说布道和教育成了同义词，他们的职业是教育家，而他们的目的是传播改造社会的基督教福音。再来，他们第一，是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第二，基督徒；第三，教育家和社会改革家。
这批知识分子与他们的同代人有什么差异呢？他们显然与他们的同代人不同，他们拒绝了好几种不同的思潮的。虽然他们赞同胡适的实用主义和陈独秀早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但他们并没有追随到底，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基督教，他们毕竟是教内的基督教徒。他们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相信教育、福利、慈善事业可以渐渐改变社会，但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这些词起码在二十世纪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字眼。生命社社员也不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这点上他们与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们相同，双方都不认为儒家思想可以解答中国的难题，这些基督徒知识分子与20年代的保守派也有共同之处，保守派是指教外的保守派：1，他们试图使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纪重生。2，在传统思想和基督教神学中寻找共同之处。还有一点要记得的是，这些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不是西方的宣教士。
先前对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的研究，着重那些去中国作宣教士他们的著作，很少有人致力于中国基督徒的研究。当然过去的三十多年有所改善，我们这篇论文将研究这些中国因素和中国人物。这些人物生在中国，长在中国，他们皈依了洋教并出国留学，然后回国执教。他们属于五四时期作为师长的那一代，也就是说不属于学生那一代，属于胡适、陈独秀那一代。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操，星换斗移他们终于被历史遗忘了。特别是1949年以后，当中国青年寻找一个救国的思想的时候，这些基督徒知识分子也在做同样的努力，有信息要宣称，他们有问题要发问，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心中有一个中国，这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他们热爱这个国家。这些知识分子不是基要派基督徒，这里的区分不是说他们和保守派西教士的关系，而是他们与中国国内的基要派基督徒不同。确切的说，当徐宝谦等人成立生命社的时候，当生命社的基督徒知识分子活跃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中国后来那些基要派布道家还尚未出来，当然也就无法产生影响。
就是宋尚节、王明道、倪柝声，都是1927 年之后才出来传道的。 宋尚节在1920年代初是Ohio State University，俄亥俄州立大学攻化学的一位博士班的研究生。王明道是1920年虽然立志要做牧师，再度受洗，但很快于1922到23这18个月里退出消失了一段时间。倪柝声呢，1919年从福州三一书院前往上海的一所圣经学校求学。赵君影1926年患肺病才做献身传道的决定；计志文的个人的复兴也是在1925年发生，计志文于1931年与同伴们组织了伯特利布道坛团，前往中国各地传扬悔改与信心的福音。
与他们显然不同，生命社社员当时完全陷入了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和后来1922年非基督徒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的争端，他们企图与他们的非基督徒同代人，就是胡适、陈独秀这些人对话。他们关注的是今生不是来世，是社会参与而不是纯粹福音，是地上实现天国而不是仰望未来的天堂。
总之，从历史角度去回顾，生命社算是一个1922年前的五四知识分子团体，（“1922年前”这个名词是我创立的，）意味着这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特征，他们在呼吁人们要觉醒、呼吁社会建设，但从未考虑过动员群众，也未考虑到政治权利与思想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发动之后，这些人仍然梦想以自由、平等、博爱等等来重建中国社会，已经是被动的时候了，他们还继续主动的提倡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当“革命”一词已经代替了“新文化”这个词的时候，他们还试图做新文化人。1927年之后，他们以基督教重建中国的呼声越来越弱，最后就消失了，生命社从此就越来越弱了。 愤世，有人变得很失望，有人变得很激进。尽管生命社1919年提出了思想观念，尽管1922年他们对非基督教运动做了猛烈的回应、回击，基督教新文化运动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失败，是中国基督徒试图用基督教自由派思想改造中国社会的失败，是中国基督教知识分子试图掌握中国知识领导权的失败。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还是第二章这个生命社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现在来到第四个主题了。我们讲完了生命社的兴起、他们的编者是什么人。
现在我们来看第四段：生命社对中国民族意识的回应。（在《先驱与过客》92页开始。）生命社自己主动承担的任务是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相信他们自己的生命经历能够最有意义最有效见证他们的信仰的。1923年4月时值，非基督教同盟成立约一年之后，生命月刊出了一期特刊，刊载了23位中国基督徒见证，请记得；他们讲的见证，跟我们福音派所讲的有所不同。11年之后，徐宝谦汇编了一本见证集，书名是《宗教经验谈》。这些基督徒并不是为自己写出他们的宗教体验，而是为了与非基督徒知识分子对话而写的。除了这些见证以外，他们还答复各类有关信仰的问题，回应非基督教人士的非难。他们也努力推动教会内部的改革以使少受一些教外人的责难，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理想。
生命社对中国教会的贡献还在于他们总是对当时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做出反应，雄辩清晰的表明自己的立场。除了五四1919年之外，对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1923年5月30号的惨案他们都做了回应。1927年他们回应了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而且他们的反应相当的快，总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1-2个月之内生命月刊就会有文章评析这些事件的。
生命社在1920年代对民族主义的回应可以分为4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1922这段时间，也就是我说的“22年之前”的一时；第二阶段，（从98页起，）1922年3月9号反基督教运动，反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到1925年5月30号惨案；23-25这个是典型的非基督运动的时期；第三个阶段呢，（从105页开始，）是开始于1925年5月30号到1927年，这个是第三个阶段。当然，第四个阶段就是1927年之后了，那个时期又是另外的说法，已经成为到与时代脱节了。（录音里没有最后一句：）第四个阶段就是1927年之后，那个时期又是加外的说法，已经成为了与时代脱节。
第一个阶段，1919-1922。这个时期五四运动已经开始，而非基督教运动还没有暴发，《生命月刊》在这个时期的主题常常是宽容态度，对新文化运动的建设性的批评和基督教社会项目。《生命月刊》宗旨之一是鼓励讨论，讨论几乎成了生命社成员信奉的一个主义。刘廷芳在《研究与信仰》，一篇文章，1921年中呼吁基督徒应多做研究或者是探讨。（记得我们讲过的实用主义也是非常着重探讨问题的。）他说，这个是刘廷芳的话，1921年：信仰宗教的人当不懈的研究，不但使自己的信仰得以增长完满并且能使不研究的人有所观感，来研究宗教。信仰宗教的人当无畏的研究，不要怕研究，不但使自己的生命发进，并且能使一般不肯信仰研究的人从研究中得信仰。（很乐观的哈。）刘廷芳在此以后的数年中写过好多文章，倡导一种开明、客观的态度，鼓励治学中的讨论和探索精神，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家，刘廷芳和他的同事们来讲阅读、写作、讨论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刘廷芳也极力推动中国大众学习、使用这些工具，同样，逻辑、科学对他来说是新的工具，价值无量也要拿来使用，因而基督徒对五四运动的回应注定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回应。
生命社又把讨论的内容付诸实践，1920年3月14号徐宝谦在北京附近的卧佛寺召开了为期一个周末的会议，他从北京大学邀请了蔡元培、胡适、李大钊、蒋梦麟出席，这些人表达了他们对社会的关注。同时邀请燕京大学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和他的几位同事代表基督教方面，在会中报告他们的宗教经验。会议原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出席对谈，但是，会议的结果只是一次交换意见而已，并未对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发生什么影响。之后再没有类似的对谈，到1922年双方就已经演化成对抗了。
生命社成员对不同派别的意见，虽然采取宽容的态度，但对新文化的问题也发表了一些批评的意见的。赵紫宸、徐宝谦都有这方面的文章，赵紫宸对同时代的人提出期待和希望之后，他说：中国人的期望是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扩大，人若要自我实现或者觉悟，就需要一种既为个人也为社会的道德，所以中国的伦理应有以下新的要求，三点：1，合理的生活，就是人的解放和自我扩大；2，雄浑的道德，就是个人的道德，博爱、牺牲；还有社会的道德，同情、公义；3，新文化和新社会共同互助的生活，普遍的觉醒和幸福。（三个，合理的生活、雄浑的道德、新文化、新社会。）而这种文化和道德都可以在基督教里找到，这是赵紫宸的。
徐宝谦，徐宝谦在山西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也同样列举新思想运动的要素，四个。1，批评的态度；2，各种问题的研究；3，改革文化；4，改革思想。他对新思想运动，就是五四运动，提出四项基本的意见，这个是生命社回应五四运动。四个意思：1，第一个意见，保守真正的新的精神，不可自限于一个人或者一家的学说，因为有进步才是新，进步的要素在乎思想独立。2，建设的批评固有价值，建设的同情更有价值。现代人的通病就是一面批评别人，而不能领受别人的批评；一面做种种不负责任的批评、不可成全别人的美。3，适应当以道德为标准，“适应”两个字不是随俗浮尘放纵情欲的意思。4，不但求思想彻底，更应求行为彻底，这是徐宝谦的话。基督徒与新文化运动有着同样的愿望，中国所寻找的那种以新的伦理为基础的新文化，新文化运动中所需要的救国之道，只有基督教才可以提供，基督教是一种真正的激进哲学和批评哲学。它唯心而不教条，富有批判性又充满同情，它是理性的同时又有价值性和实践性，徐宝谦为他的同代人列举了基督教可以救国的几大特征，进步精神、建设性的同情、伦理标准、彻底的行动，只有耶稣的人格的活泼自由的精神可以激发人们去实现天国。而他所理解的天国是一个平等的、有伦理、有道德的理想社会，这是不折不扣的自由派的这个天国观。
生命社的成员不仅把这种的“耶稣精神”看成一种主观经验，他们还把他做为社会福音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基督教是提倡爱国的，它可以拯救中华民族。
下面一段是广东的简又文：我信基督教救国主义是可实现而必得成功的。若问基督教如何救国，则答：基督教将以基督教的人格来救国，基督教的人格是忠、诚、仁、义、舍己、为公、虚心、贞洁、协力、合群、负责、尽责、坚毅、永不绝望、为国家、为义理奋斗至死。
为什么基督教的人格是这样呢？因为它不是有人的生命，却是有神的生命而作。倘若这样的人格不能救中国，中国是无望的了，然而这是必能行的，因而中国的救国方案，就包括了培养人格。
吴耀宗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担任学生工作的时候，就呼吁：中国基督教为实现这种改革要付出代价。他说：牺牲是改造社会的代价。他以为牺牲不是一个，个人的损失，因为真正明白牺牲意义的人才知道由牺牲可以得到收获，这叫做自发牺牲的精神。这个自发的精神，把理论与实施、知识与行动统一合并，融汇在基督教在社会改革方案当中。
吴耀宗这样说：行，就是要去牺牲；知，就是牺牲的自动精神。如果没有知道牺牲以后所得的报酬，决不能实行牺牲我们现在所有的。吴耀宗指出：能知、能行，还能把知行合一的人，才是实际上可以成就改造社会和救国的人。吴耀宗这样说：世界上的改革事业，等着人们去做的，处处都有。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问题更有切肤之痛，谁肯来担任这些事呢？谁肯为这些事去牺牲呢？热心的人四处奔走、大声疾呼救国、服务、牺牲！表面上的事情，算是作了不少，但是等刺激去了、热度去了，暂且可以安息的，之后还咬着牙、奋着臂、受着苦，永远望着前头的标杆说：我要勇往直前，连我的生命也预备牺牲，去打破社会的黑暗，拯救国家的危亡呢？
吴耀宗在寻觅富有行动的人，这些人必须有自发的精神而吴耀宗和生命社的同辈们都认为这个自发的精神可在耶稣基督那里得着。
这个是第一阶段，虽然有些文章可能是来自后来的。然后呢，下一讲呢，我们就讲第二阶段，1922－25，还有第三阶段，25－27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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