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第19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中国教会史》第19课。我们已经从上一课看到吴雷川这个很传奇的人物，他在1910年代在很痛苦的情况作了基督徒，也能够讲出很正统的基督教信仰。现在我们来到【吴雷川从儒学到革命】的第二段了，第二段是非基督教运动对他的影响。
令人很遗憾的是非基督教运动引起了吴雷川的悲愤、动摇了他的信仰，他不得不重新的组织他的基督教思想。虽然他开始摒弃许多基督教教义，不过他还是决心把基督教信仰传播给中国知识分子，并且也参与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但是怎么样的信仰传播给知识分子是另外一码事，下面马上就看到。
为了完成这两项的任务，他潜心研究、竭力调和儒家思想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并根据时代需要重新解释基督教教义。最后一点是，他主张社会改革。
吴雷川坚信基督教的精神能够发展中国文化，因为基督教与儒家学具有很多的共通点。下面我们看，你就知道在当代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很多的中国大陆、无论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海外的前民运分子，或者是港台的神学家，搞这些-孔子与耶稣之间，或者老子与耶稣之间各种的对比呢，绝对不是新的东西。吴雷川在一九二十年代就搞了。
比如，吴雷川说，圣经上记载创世纪第二章记载上帝造人，吴雷川引用中庸开口第一句：“天命之谓性”以资对照。他以为圣经用的是象征语言，就是上帝造人啊。中庸的文字就使近代人更能接受。（这是什么样的基督教啊？）旧约以赛亚书11:1-10节记载了弥赛亚降临的预言，中庸也有圣者降临的描写：唯天下至圣，如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壮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所以弥赛亚就等于中庸的圣者，而圣经上的祷告就等于儒家的修身，圣经上的圣灵等于儒家的仁，仁义道德的“仁”。
吴雷川在1924年把孔子与耶稣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做了一个比较，认为孔子的宇宙观乃是，这里有四点：
第一、天有意志；
第二、以天道为自然运行进化不息。天道就是进化的；
第三、天道不能目睹，但是无所不在；
四、天德是真诚无妄。
而耶稣的宇宙观是以祂的上帝观为根据的，祂的上帝观又是承袭犹太人历史先知的观念。他强调上帝是人类之父，人人有可能信，有真实的价值，应该为上帝做工。（那这些都是自由派十九世纪的基督教观念。）基督教这些看法都可直接或间接的证明与孔子的学说相吻合。
吴雷川足迹未出国门、未受过神学院的教育，也不通晓外国语言，但从自修所得对基督教提供的有系统的批判。他认为凡宗教总有精神和形式两方面，基督教在西方已经流行千余年，行之既久，来到中国的传道人习焉不察、墨守旧说，结果遗弃精神、只重形式，以致变成浮浅呆板的宗教，为有识者所不屑道。故应废弃不用。再则新旧二约全书的道理，自然有大部份至今还不失效用，但因种族、区域、时代的关系，思想、语言、文字互异，若是一点不肯变通，不免要以文害辞，以辞害意，使人怀疑书中真理，不合世界上的事实，与行道上大有阻碍。其实基督教本质与科学并无矛盾，与世上其它宗教也不冲突。基督教一旦挣脱了它外在的羁绊，即它的神学教义，组织形式以及“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它便可重生。正如墨子学说经过两千年的排斥后复兴于清代一样。照吴雷川看来，人们应该走到教条和教会仪式的后面，甚至走到新约及使徒书信的后面，直接走向耶稣。（不晓得这个什么样的基督教，变到什么都没有的基督教。）
吴雷川声称：当我们走向“真正的耶稣”后会发现他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改革家。为此他称耶稣为“历史上第一个社会改革家”，社会改革就是基督教的本质。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初期，吴雷川笔下的“社会改革”的意义极其模糊的，他像陈独秀一样希望改革社会，但没有提供任何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无论是渐进式的，还是革命化的。他的改革动机是受一种模糊的唯意志论的影响。他也并没有完全弄清达尔文主义的意义，以及他和唯意志论之间的不同，所以常常把这两个概念随意混用。
比方说，他这样说、吴雷川说：人类进化和遗传与环境的二重关系不能分开。耶稣基督被称作人类救主，完全是因为他的目的是改造人类，使人类能有进化.……遗传与环境的自然律显示，我们的个人行动很能影响后代与人类﹔这是无法隐藏和逃避的事。基督教可以是超民族的，也可以是民族主义的。耶稣虽然不提政治，但他提倡爱国主义。（当然，我附带加一句：三十年代后期吴雷川曾两次改变过这个观点）。吴雷川在二十年代后期并没有为基督教提出具体的政治思想或行动计划，只是希望人们可以从社会改革家耶稣身上学到好好计划自己的生活、依靠自己、好好把握一切机会、凡事服从真理、始终如一、坚持到底。27这便是吴雷川在探索基督教如何适应中国需要时候，在耶稣身上发现的所谓社会改革方案。（二十年代的。）
第三段，现在我们来到大概1929-31这段，断肠人在天涯。
吴雷川试图通过本色化形式把基督教信仰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并使他们皈依基督教，这个理想在二十年代后期曾遭极大挑战。1926年，吴雷川认为中国青年已经丧失了五四时期的理想﹐为此感到十分痛心，并且认为这些青年人应该停下来反省自己，应该在自己的反思中，以耶稣作为革命的楷模，然后以重新鼓起的决心继续奋斗。（1926（年））
1931年，1931年呢，他又经历了另一令自己痛心疾首的事，即对国民党也开始失望。在他心目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完全丧失了中国人民的信任。第三件令他苦恼的事，他一直致力把儒家思想与基督教融合起来﹐但此时传统儒家正倍受攻击，因而到了30年代，他不得不用另一种方法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
除了上述这三方面的苦闷，三方面的苦闷，青年人、国民党、然后儒家所受攻击，还有一件个人的事特别使他失意。1924年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要求所有的私立学校必须向政府注册，必须遵守政府的规程的。政府在1925-1926年间所订的规程中有一条说私立学校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很有趣1926，当时还是军阀政府，这个规定成了燕京院部长期的争论不休的问题。1927年2月15日，《真理与生命》发表了吴雷川的文章，题目是：教会学校当如何应付时局。吴雷川这样说：教会学校校长应由中国人充认的规定是政府的法令，不能折中处理。有人说教会学校是外资创立，不应阻止出资人参与学校行政，但是教会学校如要取得政府承认并与其他私立学校享受同样的待遇，则学校正式代表应有中国人充任的规定必须遵照。而且中国人做校长，可使用中文、中国语文向政府当局接洽，遇到政府当局指责外国人无需因此受阻，教会理应宽大为怀，选择适当人才充当校长，如是缺乏适当的人选，不妨暂时组织委员会主持校务，以中国人任委员会主席，外国人当然可以任委员参与讨论和决定。
在同一期的《真理与生命》，（再说是1927年3月15号，）吴文之后，就是燕京校长司徒雷登的文章，John Leighton Stuart，题目是：教会教育在中国的将来。司徒雷登是美国南部长老会的宣教士，他代表着美方出资创办燕大的各个机构，也代表着设在纽约的燕大的董事会。然而，作为生命社的一个成员，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民族情绪深表同情，极渴望本色化运动的目标能够实现。首先，司徒雷登提出：所有现行教会学校的负责人都希望中国人尽早收回和管理学校，包括行政、教职、员工、经济、课程设计、校规等诸方面。问题是何时实现，他承认现在还无具体的计划，因为学校忙于应付眼下的困难。此处他是指当时的学潮，还是政府规定，说不清楚。而目前时局的发展可促进本色化运动，也就是说当外国因素减少，学校完全中国化的时候，这些学生的功能和未来就会眼目一新了。到那时这些学校再不会被认为是外国机构，按照政府规定和人民公义立案成为私立教会学校，因而教会学校的国际关系问题只是暂时的，不久即成往事了。然而司徒雷登又指出当时的现实，这些学校的管理人员和教师多是外国人，学校经费也是由外国人赞助。自从1925年5月30号惨案发生之后，中国人的人民民族意识觉醒一直造成的严重影响绝非外国人所能预料的，同时这种严重形式的历史根源又远非宣教士和中国人民所能企及，中国人要挽回这种局势，补救的方法是提意修改中国与各国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取缔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
对司徒雷登来说这些要求不成问题，他认为这些特权是应该彻底废除的，将来中国教会学校必须按政府规定和名义来办理。司徒雷登提出了两个解决问题的方面，第一，是取缔中国教会学校。中国尽可不顾国际条例的条约的束缚，擅自行动和外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关闭所有的教会学校，西教士会因而失望之极会迅速撤离中国，所有外资也立刻的终止。司徒雷登指出有些美国人早已预料到这种的可能性的。这样，所有的争议会就此结束，中国青年从此进中国人办的学校，再不受欧美的影响，然而司徒雷登警告说：虽然中国人民有权这样做，这种做法将会使那些爱中国人的外国人伤心失望，也会增加中外人民之间的敌意。这种精神友好的关系一旦毁掉，实际财产问题也不难处理，所有的校舍都可以由中国人民随意处理，可以毁掉也可以保留起来，作所谓愚蠢的理想的历史纪念碑。（很有趣的，这是写于1927年。25年之后，这个预言实现了。）
司徒雷登所提的第二个方法，是中外人士合作共同的管理教会学校，这将为中国人民带来最大的利益。他承认有些宣教士虽然是狭隘、固执，但他们用心都是为中国的福利着想的，检验一个宣教士的好坏的标准是看他能否以基督精神服事中国人民的需要。司徒雷登进一步说：宣教士在教会学校任教，为教会学校募捐皆出于好意，而中国人民尽可能为自身的利益利用他们的服事，所有的宣教士都希望尽早把学校交给中国人管理。（他作为所有宣教士的代表发表这个言论，我说：可能是过于乐观，有一点。）一旦找到合适的人选，学校的行政管理就会交给中国人了，这样学校便可去政府注册，做到这些之后，外国人将继续的提供援助的。（我顺便提一提，香港的神学院是1972年开始转给中国人经营的，1972。）
吴雷川和司徒雷登的文章极有意义，这两篇文章意味着燕大内部有一场权利斗争，更为重要的是文章透露出中国20年代基督教构本色化的难题之所在，中国信徒为数不多、财力薄弱，根本不足以使中国教会和基督教机构在经济上独立。而独立又是中国基督徒极力争取的，对西方教会来说，中国是最大的福音禾场，所以宣教士愿意继续支持各种的福音事业。但对大多数西方人士来说，经济支持就意味着行政上的控制，因此在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西教士对中国教会的控制两者之间便发生冲突了。吴雷川认为教会学校重视和服从政府的规定是理所当然的，教会学校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中国人民内部的事。而司徒雷登是强调宣教运动的国际关系，他极希望将来的教会学校由中国人领导，现在这不能不正视现实。因为现在的教会教学的经费是由外国人赞助的。由此可见司徒雷登尽管是宣教士中最富有自由思想、最同情中国人民民族意识的一位，他仍然不能反抗美国差会给他的压力，至于别的微妙问题，如谁来决定中国教会学校校长的侯选人，还有有多长时间才有可能产生合格领袖的人员呢？司徒雷登都没有回答，不过明显的问题是像留学归来的教育学博士刘廷芳、翰林出身的前教务部官员吴雷川，这样的人是否可以考虑出任燕大校长呢？
历史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司徒雷登从1916年燕大成立起任燕大校长，直到1946年他出任美国住中国大使才告终。这个记录从一个重要方面表明中国本色化教会运动为时举步维艰，中国基督徒批评他们的宣教士同工缺乏理解和支持，并非毫无道理的，至少在教会内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美国的民族主义曾经相当的对峙。
吴雷川个人卷入了燕京学校校长问题的漩涡里，做为燕大副校长，他的责任是解决燕大与政府法令之间的问题。1928年当司徒雷登与纽约董事会谈判，商议如何把权利移交给北京的校务管理委员会的时候，吴雷川和一位同事（，可能是Howard Galt，G-a-l-t，）草拟了一份中文的燕京大学宪章，从此燕大便有中、英两份的宪章或者章程。英文章程说学校设President一名，另设一名基本上有名无实的Chancellor。中文的章程呢，就把Chancellor翻成“校长”，而President这词呢，就翻成“校务长”。1930年燕大的学校手册中有一个行政架构，清楚的把校长，Chancellor，放在行政架构系统最高位置，而校务长根本没有在图表上出现。但是从办公地点和职员来看，司徒雷登无疑是燕大校务中的实权人物。20年代后期校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用吴雷川所不通晓的英语，开会地点则是在司徒雷登的家里。吴雷川旋即停止出席会议，他于1929年被任为燕大校长，1931年便提请辞职。校务委员会极力的挽留，到1934年才准他辞职的。
吴雷川按政府法令指导燕京大学行政管理失败，当燕大校长后又不顺心，而基督教自由主义对中国青年的教育又使他失望，凡此种种都使吴雷川感到失意。1926年他发表了救国的四个观点，一、读书救国；二、人格救国；三、人才救国；这三个观点都在强调为国服务的重要性，他第四个观点是奋斗牺牲救国。虽然他在提出观点的文章里，并没有提出任何明确而具体的社会政治改革的行动计划，但他已经到了一去不回头的地步，从此以后他变得越来越激进了。
第四段，革命之路的尽头。
虽然吴雷川《中国文化与基督徒》这本书直到1936年才出版，他的革命思想早在20年代后期业已形成了。1927年他写悔改不仅要从个人意义上也应该从社会民族意义上去理解的，悔改是一个积极奋斗的过程。奋斗的目的是改革社会，具体一点就是改革中国社会，这便是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吴雷川认为基督教的本质是社会改革，他说社会改革不只是基督徒应做的事，而是他们唯一应做的事。教会应该注意的不是教会本身而是社会，社会是基督徒行动的对象。
20年代的初期吴雷川的上帝观是强调神圣的爱和父的位格，到了20年代后期则已经成了公义的上帝。他写到基督徒只知道有爱而不顾公义的严重后果，虽然爱国是以爱为目的，但并不意味着要用爱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越发被耶稣生平所显示出的公义、勇敢，甚至忿怒所吸引。吴雷川到1927年公开反对和平主义立场，主张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暴力也是必要的。耶稣降世不只是安慰人心，也是来震撼人心的，所以与当政发生冲突也是必然的。30年代初，吴雷川已经以基督教名义提倡一个具体的社会方案：天国是一个理想社会，在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他还企图解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者之间的矛盾，声称基督教既是唯心的又是唯物的。他已经放弃了“社会改革”一词，取而代之的是“社会革命”，他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为暴力革命提供了一个神学基础。
下次我们来看他两次的把耶稣当作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书以及他的书之后的一篇修改性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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