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 第17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中国教会史》历史第17课，赵紫宸与本色化的神学。现在讲到创建本色教会神学，赵紫宸思想里面的本色教会的神学。
这里我有一点被赵紫宸欣赏的就是说，赵紫宸有一个更为独特的贡献就是他提出的教会意识，教会意识。他确信基督教本质是一种宗教经验，是一种基督意识，从基督意识中又自然导出一种的教会意识。赵紫宸屡屡倡导一种更深的宗教经验，这种的经验，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要把耶稣崇高伟大的人格，热烈的、渗透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液里”。他又进一步提出要发展中国教会的教会意识，他用“宗教”一词来指基督教，精心选用这个词可能是为了唤醒人们意思到教会不是一个抽象的信仰，而是一个有形的组织，一个有时空背景的实实在在的教会，在历史社会中作为社会组织的教会。
中国教会必须代表真理，赵紫宸虽然认为科学和宗教主义来自不同的范筹，但是两者都应该拥有真理的，所以他说：我们对基督教教义有不明的、有怀疑的也有好坏不能信的，真理是统一的。在科学范筹的真理不能在宗教范围里面变成假理，真理和见解在我们世人总是流动改变、日益争议而发明的。促成赵紫宸提出教会意识的重要因素是他对中国现存的各种学派的批判，还有他要在中国创建一个联合基督教会的理想，他为此这样提出的。他说：中国基督徒将来有致力于中国基督教将来一定是没有公会的，一定是随地组织、随地致力，各自都是中国基督教会。若然有总会，便是中国基督教总会；若是没有总会，中国依然有中国基督教会。信条或不同，宗派自然免，而一耶稣为救主。将来中国无公会而有宗派，宗派皆在中国基督教范围里面，不争端、不决裂，同工同敬，将荣耀归献于天父。一个教会而宗派自显，各宗派和教会独立，其中有思想的自由，礼仪并存，信仰的互义、工作的和谐、事业的联络。必须使传统与世界教会有历史上的延续，不需要使徒传统而自动的与世界教会有历史上的延续；不需要威权集中而自与各地信徒有宗教上的一致，因为延续的是基督、是真理和经验、是生活、是福音、是纯爱服务，而不是遗传或者习惯。
赵紫宸或者并不清楚教会宗派学派、教派这些概念，因此常常混用起来，但清楚的是他致力于一个中国基督教会。除了宗派问题以外，他又看到中国教会在时间空间中的位置，中国教会必须与全世界的教会联合起来，也必须走进基督教教会的历史，这个正是赵紫宸教会意识的深刻之所在。（这个是我欣赏的。）
这个教会意识延伸为一种民族意识、公民意识。故此，赵紫宸认为耶稣是爱国的，因此每个基督徒也应该是如此的。他屡屡地呼吁：中国教会的先知们应当站在中国社会的前面，不应该落后在时代之后。每个基督徒都要关注他祖国的社会政治，而教会却不能有任何政治行动。基督徒要关心，教会不能有任何的行动。政教必须分离，教会是自由社会中各种自发组织之一，而政府的责任是保护教会。他说：教会是超政治组织，是审判是非、鼓励政谊（友谊的谊）、反抗罪恶的声音。而教会关于这个政治问题的责任是什么呢？“正其谊、明其道、为其教友祈祷、为一切善运动祝福。她要出乎自愿”。所以赵紫宸主张宗教自由，又主张政教分离。他一次又一次提到基督徒的责任是让人看到他们是爱国的，一个中国基督徒必须具备深刻的宗教经验、超宗派的教会意识和对祖国的切爱。
但在这个教会意识的框架里面呢，并没有可以让基督教施展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的余地，教会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思想诸问题上只能够保持沉默的，所以赵紫宸在20和40年代在政治问题上也只是一个”骑墙派”。
赵紫宸在20-40年代中是中国教会领袖中的领袖，当时刘延芳忙于广泛欣赏Catholic Appreciation，组织各种力量对比来改善中国教会。诚静怡呢，专心致力于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华基督教会。徐宝谦、吴耀宗就忙于基督教青年会的学生工作，吴雷川又专研基督教与儒家思想的关系。至于赵紫宸在幽静的苏州、1926年之后在北京燕京大学，好好的在思考本色化运动所面临的两个问题，就是教会领导和教会意识。这个表现出他的两个高度的自我意识，就是认识论的自我意识和历史的自我意识。
他在为中国教会，也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历史的位置。他极力参考了理想化了的领导模式和教会意识，显然受到他自己的哲学跟神学假定的影响。然而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在非基督教运动的骚乱中他能对一些关键问题站出来讲话，也确实是难能可贵的。研究中国基督教会的学者赖图瑞，Kenneth Scott Latourette，曾不无遗撼的说：中国人毫无教会意识，因此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第一流的神学家。或者也不曾出现过像奥古斯丁、加尔文或者田力克这类的一流的神学家，但比较而言，赵紫宸无疑是20世纪中国基督徒最有教会意识和历史自我意识的代表者。虽然他不能挤身一流神学家之列，但也无疑是最多产、最雄辩的一个中国神学家。
赵紫宸不仅是中国教会历史意识的代表，也是中国基督徒自由派失败的例证，他的神学思想中似乎有四个矛盾。四个矛盾：首先第一，在他的脑海中中国人民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整体，中国教会也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整体。他既没有对这两个模糊不清做具体的分晰，也没有提到中国社会本身和中国教会本身各种的冲突和斗争。其实20年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分崩离析，政治上有军阀的乱战，知识界自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分道扬镳了，经济上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因而从现在看来赵紫宸关于中国人民大团结的设想，虽然是用心良苦，确是在空中楼阁而已。同样，他虽然大声疾呼中国基督教会应该联合起来，却不曾认真的思索过各种教会隶属不同宗派这种历史的事实。怎样解决这个超越宗派的不同呢？他对此默默无言。他脑海中自由的意象使他不能深思社会现实，使他不加分析的把社会当做一个整体，相信社会会进入一种理想的状态，这可能跟他的社会学跟实用主义等等一些的社会学跟哲学的影响是有关的。第二，第二个矛盾，赵紫宸向中国人民提供的是基督意识，他绝对不问政治。这种态度在1922年之后就成问题了，因为当时文化已经不在是知识分子求索的目标，“主义”二字已经取代了“文化”，而赵紫宸一直到30年代还保持着1922年前的心态，就未免落后于时代了。第三，赵紫宸的具体建议是培养一批基督徒知识分子精英，他自然可以在苏州的家中或者是燕大的教育楼里想象会有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来接受他的培训。事实是1922年之后具体的社会改革的模式已经变成列宁首创的民主集中制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这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改革模式，就是农民运动、工会、学生运动等等。一个自由派的纯学术研究的教会大学显然是无法在这种情势上找到存身之地的，因为二者反差太明显了。连燕京大学的学生在20年代也开始激进起来，到了30年代他们发觉一二九运动，在Edgar Snow，斯诺的家里作为大本营的，以抗议日本的侵略。所以赵紫宸创建基督教大学和神学院的构想，也无法回应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最后第四，赵紫宸似乎没有解决他自己身份的问题，他无法把作为中国人的他和作为基督徒的他整合起来。赵紫宸一生研究西方历史、神学和中国基督教本色运动的关系，却始终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的。
第五部分，反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基督教与中国或者儒家文化。赵紫宸之所以成为中国教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原因之一是他能够娴熟的在他自己的写作中把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与基督教历史及信仰融和在一起。他所受的基督教教育，毋宁说是西方的人文教育使他的思想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重视皈依基督的经验，并以此做护教工具。尊重学者或者权威人士，倾向于接受基督教自由派神学。相信民主社会中逐渐的社会进化，以及从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角度来鸟瞰东西思想的交流，这个是他的思想的一些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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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重复一次，重视个人皈依基督经验作为护教工具，第二、尊重学者或权威人士，第三、倾向于接受基督教自由派神学，第四、相信民主社会中逐渐的社会进化，第五、广阔的跨文化角度来鸟瞰东西文化的交流。
除了这些西方基督思想影响以外，赵紫宸思想中的中国因素自然是决不可忽略了。他自幼受儒家传统的教育，但不清楚这个传统教育对他后来的成熟的思想有直接的影响。但有一点十分明显的，他毕竟是一个诗人和内省式的人物，他的处女作《基督教哲学》便是以小说对话形式写成的，《耶稣传》，就是历史传记和小说做了融合体。他更是诗人，也是诗人之友，他的诗基乎占据了《生命月刊》和《真理与生命》的文艺专栏。他又是注重神秘经验的人物，他也习惯每天早晨都要喝一碗热盐水，他曾经对人解释说：我在盐汤里看见了耶稣。他当时在苏州，大概每个周末都去上海，住在青年会一个干事的家里面，他就是这样说的：我在盐汤中看见了耶稣。而他这种的神秘主义，mysticism，又兼有一种把基督教伦理用于社会的强烈的愿望，因此实际上是一种神秘实用主义，Mystic pragmatism，这个其实也是卓越的中国文人的本质。（我这个“神秘实用主义”是我中国的老师在宾州大学，Derk Bodde，BODDE学回来的，这个是中国儒家跟道家世界观的一个核心的一种的心态。神秘是指天人合一，实用是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赵紫宸思想敏捷，对时事的反应非常快。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1926-1927年北阀、1931年的沈阳事件、1937年的中日战争，所有这些事件，他都立刻写文章回应，并且尽了最大的努力表明自己是一个爱国者的。从这些以中国形式的西方神学思想结合而成的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赵紫宸关于中国本色文化和基督教之间关系某一些观点的。第一，什么是中国本色文化？赵紫宸相信伦理与宗教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两面，他说：伦理与宗教自我实现与自我降服在生命中的需要有着无形体的两面是理所当然的。宗教是伦理的根据，伦理是宗教的发挥。他认为在传统的中国思想中，可以找到这样的关系的。赵紫宸在他写的一篇文章《我们文化之遗传》这篇文章里面，他说：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是在变迁中能够自生永存的有机体。赵紫宸说：中国古时的思想家像古时希腊的Heroelitus（赤拉颉利图斯）一样，对于自然的变迁和有规律的行动受到了很深刻的影响。自然的创造皆不实，人应当继续工作，管辖自然、维持社会教育的标准和组织，以此导善、教养、改良人性，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存在中、和、诚三种的关系。赵紫宸说：中，中国的“中”，就是人的欲望和情感有了组织；和，就是把这些欲望和情感用正当的方法来表现出来。这样人的活动就是继续着自然的活动，自然创造中有了伦理的粹出，在人类中继续前进，直到一切人类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确实的实现。所以人的伦理生活就是人了解与改善自然次序的方法，伦理来改善自然，自然是神圣的。可见赵紫宸在这里是在谈自然神论。
至于伦理，赵紫宸的意见是人的工作是要学做人。他说：中国人兴趣的中心点完全是人事。他以为一切人性和非人性的物件有一个普遍的灵气可以表现出来，除此以外就不在求彻底了解了。赵紫宸在论到儒家学说的“仁”（，仁义道德的“仁”，）的意义的时候，他说仁就是整个的人格，与其余的人格伦理关系的表现。他说有一个公理贯彻一切人类的心里，抓住这个公理而且能从伦理的觉悟中把自己和人类合一，这就是中国思想的顶点了。因此，伦理应贯穿于社会组织、政府教育之中，宗教也是伦理性的，既然人必须寻求普世性的合一，所以赵紫宸提出了传统中国的伦理帝国主义。虽说宗教和伦理不可分离，但是中国传统宗教都是功利的，传统中国的方式以微博得公平从神那里换取祝福，子孙长寿。正宗的中国宗教观念是“推本”或者是“归根”，人和他的过去具有连续性，所以中国人讲孝和孝道并且祭祀祖先的。总之赵紫宸提出的中国文化和四大重要的倾向就是人和自然的密切关系，和与此相应的直接的认识论、伦理倾向和神秘经验。他说：中国的宗教起源于灵魂论后发展为敬拜祖宗和天地为神，最后发展为自然神论和人神论。
赵紫宸显然是以他自己的自由派神学或者人格哲学，自由哲学和人格哲学来阐述中国传统思想的。人被他解释为完全的人格，在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中国人也与征服自然的西方人非常的相似，似乎在他翻译中国文化的时候下意识的选择一些自由派的和人文主义的语言和词汇。可能会有一种观点，认为赵紫宸在西方读神学的时候留意吸取西方思想里与自己传统儒家教育相符合的部分。其实正好相反，赵紫宸在Vanderbilt 大学所读的社会学和神学的课程，是专为美国教牧人员设计的。如果他回国后才选用自由派人格主义的俗语来解释思儒释，就比较合情合理。赵紫宸竭力尽心的用西方基督徒自由派神学学术的俗语重新的来解释儒家传统，他认定了基督教文化在中国更新过程中一定会起作用的。当中国传统思想基础面临挑战的时候，不管赵紫宸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深信基督教可以为中国文化带来新的意义，基督教适用于中国，因为它能为新的中国社会中提供一个伦理基础。简言之他的行动计划就是更新儒家思想，他的工具是基督教神学中的人格观念。（第一方面，什么是中国本色文化。）
第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比较，他怎么比较基督教与儒家思想。赵紫宸虽然肯定了基督教在中国文化演进过程中的作用，但他并未把两者完全等同起来，而且提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他认为基督教是讲伦理的，中国文化也是讲伦理的，但基督教伦理远远高于中国伦理，后者只不过是局限于家庭或者国家，基督教伦理就不仅看重众人也是提到整个人类的。这并不是说基督教是纯粹人文主义，事实上西方基督教至今也还没有把基督教宗教经验的社会意义显示出来。比如，赵紫宸认为西方神学的天国的理想就是中国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概念，天国作为基督教伦理应该有社会实践意义，只是西方基督教并没有完全理解四海兄弟这个观点，或者说天国概念，倒是中国人在提出世界大同的时候悟出了天国的道理，所以中国人首先把天国概念引介出来。（他对西方天国的概念是这样来看是来源自由派的对天国的定义。）
在比较西方基督教和中国思想差异所在时候，赵紫宸的结论是基督教作为一个伦理系统基本上是人格化的，而中国思想是自然的，基督教强调自愿而中国思想就局限一种知识的形式主义的。，赵紫宸这样的比较范筹有可能是在Vanderbilt 进修神学时受到的直接影响。至于中国文化的现状，赵紫宸认为中国人民有极大的精神潜力，这种精神在等待基督教的唤醒。他说：中国人的精神力量等待有力的精神号召，中国人爱勤劳、花鸟、儿童也爱朋友，富于人情、宽胸宽大，兼有激烈和保守精神。最重要的是中国是世界上最爱和平的国家，她可能成为基督教的国家，因为她具有基督教的美德，也在等侯启发。这个新的启发或觉悟，必须在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发生。赵紫宸谈到心灵的转变必须先于社会的重建，教会的责任是一方面要表明基督教与科学不冲突，另外一方面又要提到具体的社会服务设施，这样才能产生一种敦促中国社会重建的新的精神基础。
一直到1949年赵紫宸基本上保持了这种文化和知识的方法，他认为基督教不是具体的政治行动纲领，而是一种基督生命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渗透中国社会，转化为社会重建的基础和动力。30年代的时候呢，他的学生们曾要他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温和的表示他既反对法西斯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他提倡精神上的革命者，行动上的保守者，他始终持中庸之道含蓄的赞同民主思想和国民党的领导。
第三，赵紫宸的中国教会本色神学著作非常自然的表现出他的中国文风。他的私人气质和内省倾向，也就是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在讨论中国未来教会的时候，他描写了他理想中的中国教会的教堂，他描绘中的画面其实是一个儒家学者的书斋、道家的庙宇和中世纪基督教修道院的综合体。请听他怎么形容的，他说：每个教堂当有讲堂、礼拜堂、阅书堂、修养处的布置，而布置的繁简以适其地的要求。牧师每人需监管十城之事，每逢主日是助理牧师，可由其本堂的执行委员会委派讲经，每堂都有助理牧师10人，每堂可与主日有讲经五次。听道的人午前、午后、傍晚、黄昏来皆无不可。礼拜堂七日俱开，昼夜俱开，中设圣坛，有敬的清香（？两个字 22：43），四周有小坛铺垫，坛上设圣经装入圣坛面，不能移转，故崇拜上帝者可跪在坛前默念圣经，恭敬事奉。每一小坛可容一人，坛的多寡视其地需要和堂之大小。最大的堂后有修道院，旁有图书室馆，前有大树两行，以示庄严清净。有志修道的人可以按章程入院修养。修养非出家之位，乃静修其德以为上帝做更大的工之谓。无疑，赵紫宸认为讲经和修养两者并重，就形成了中国基督徒属灵生活的本色模式，中国基督教会应当采这种模式，这是他已经完全转向强调基督徒的个人经验或者说是教会的共同经验，而这个教会将是中国社会重建的典范。
赵紫宸的中国本色文风还表现在他的翻译里面，他晚年用中文写了很多赞美诗，而早年则常常翻译英文的赞美诗。1927年他谈到赞美诗的艺术的难处的时候，他说：有时候我觉得中国的文词，无论其为文言、为白话，皆不能传递西洋式的佳处；反之，中国诗的精华也非西文能译出。由于中西语言不同在翻译的时候他常常进行再创作，以使原文更完美的。他以自己的经验得出几条翻译原则：用白话译诗不适用时，尽不必掬泥一格，尽可以用文言。他说翻译者需多读中国诗，多读圣经，重视静默和多多的练习，又说西洋的诗料与中国的诗料不同，专写灵性的诗比较用天然美景来表明中国观念的诗比较难翻译。因此，假如翻译者很难翻译的时候，不如放弃翻译，用其它的方法。所以他在文学、在教会的创新、在神学、在领导的训练培养、对时代性，都有很深刻的觉悟。不过在那个时代是在1922之后的群众运动的时代，他是一个纯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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