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第16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我们上节讲了生命社他们对五四运动跟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现在我们开始讲他们中间一个重要的人物，也就是思想最丰富的人物，就是赵紫宸。赵紫宸与本色化的神学。这里呢，又分几个大题目。第一，是本色化这个大题目的背景。然后，第二是赵紫宸的神学基础。第三，是赵紫宸对于培养中国教会领袖的理想。第四，创建本色教会的神学。第五，反思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最后，赵紫宸的中国人和基督教的双重的身份。
第一、本色化运动的背景：非基督教运动曾经指责中国基督徒不爱国，这种指责在客观上促使中国教会努力加速开展本色化教会的运动，至终实现中国教会的自养、自治和自传的。事实上“三自”是1877年之后在中国宣教的宣教士首先提出的，1910年世界宣教大会进一步发展的这个构想。1877年以来西教士开始各宗派在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努力统一各宗派之间的宣教工作。其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1927年成立的中华基督教会，这个机构是由长老会、公理宗和一部分美以美，就是卫理公会联合组成的。然而这个是个例外，他们很快就发现各宗派之间的合作是可能的，联合就非常难实现了，因此这些宣教士就倡议了一种君子的协定，Comity，我们在这个课程的前面几讲有讲过，我们现在路过这个。
宗派之间联合的问题经过几年之后慢慢的淡化了，1877年西教士在中国召开一次宣教会议，1890第二次宣教大会，1907年第三次宣教大会，宣教士在中国100年纪念大会。1922年就举行全国基督教大会。从四次大会记录来看，西教士开始讨论自己的差会和他们在中国所建教会之间的问题，所以就是说不再这个讨论宗派与宗派之间，比较讨论的是西教士和本色教会，怎么样本色教会本色化的题目了。由此可见，本色化教会这个题目是由原来没有解决的联合问题转化而来的，并且带有西方教会不同宗派的影响的痕迹。
1910年在爱丁堡举行的世界宣教大会上，发起的西方教会的合一运动，Ecumenical Movement。大会之后慕德，John R.Mott，在1912-1913年到亚洲在中国、日本、朝鲜等地召集西教士和本地教会领袖开会，目的是缓解各地教会力量产生更大的影响。中国实行委派会继续执行委派会，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因此成立。其中的任务就是筹办将在1922年5月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大会。
全国基督教会大会的主题是：The Chinese Church,中国教会，教会刊物《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英文的。它的编辑是乐灵生，Frank Rawlinson，R-a-w-l-i-n-s-o-n。乐灵生宣告中国本色教会的诞生，就是中国教会已经长大了，目前的任务就是怎么样使它发展真的本色化的中国教会。这种本色化，不仅是指神学理论、领导模式的本色化，也包括独立的经济和布道、差传各方面。全国基督教协会1922年成立，就是在那个大会上成立，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全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华基督教的领袖诚静怡从两个角度去解释本色化的意义：第一，如何使基督教适合与东方国家文化的需要呢？第二，教会共同的责任应该由中国基督徒来担任。这两方面。
会议闭幕的时候，全国基督教协会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成立了。这个机构成为在中国的各宗派、各差会的非正式的代表。但是一些信仰保守组织，比如说内地会，就拒绝参加。还有一些的参加几年之后，又退出的。生命社成员也十分关注中国教会的本色化的问题。事实上他们就是本色化运动的领袖，尽管燕京大学和基督教青年会不是教会，生命社本身也不是教会，但是成员都勇跃的参与了这个本色化的运动。20年代中赵紫宸、刘廷芳、吴雷川和徐宝谦还有其他的社员都对本色化这个命题都有写作。其中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当然就是赵紫宸。
赵紫宸是中国教会本色化所提供的模式，即便不是最有意义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赵紫宸是西方主流教会所公认的中国最出名的基督教人士，他1948年成立的普世基督教协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WCC6人主席团团员之一，也是中国教会中最多产的神学家作家之一。就是说在20世纪上半他是最多产的。20世纪下半可能是章力生。
他所写的《基督教境界》和《圣保罗传》，至今还是香港、台湾两地神学生的参考科目。他所写的《耶稣传》也被文学界誉为经典。赵紫宸曾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院长，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在中国神学院是第一名的，他有参与领导燕京大学的基督教团契。这些都使他在中国教会里面引人注目，因为赵紫宸他还写诗、祷告文、赞美诗歌词等等。有些诗歌是他专门为燕大团契崇拜而写的，这些诗歌搜集在刘廷芳在1936年编辑的《普天颂赞》里面第一版里面。1970年代这本诗集在香港修订再版，被世界公认是基督教本色运动化的一个里程碑，到了21世纪有第三版了。
总而观之，赵紫宸的本色化神学有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的：就是他的神学基础，然后他对教会、中国教会模式的构想，还有他对传统中国文化的概念。
赵紫宸的神学基础：赵紫宸的神学基础是由理性主义、实用主义和基督教自由派神学构成的。赵紫宸自称是基督教理性主义者，然而他的作品确表明他的认识论不仅透过理性，同时也依靠人的经验。1921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一点以人的本性控制人本身这个的权威，这种的权威包括理性和经验两个方面。他以主耶稣基督为例说：耶稣不承非理性、非经验的权威，只承认有理性、有经验的律法。理性和经验可以共同服务于人类，赵紫宸以此类推，基督教和现代文明也可以合一喽。
赵紫宸对于理性的关注特别是明显的，他反驳反科学的人，这或许是批评当时基督教的基要派，而且他呼吁所有，有思想的人都要聆听理性的呼声。他的自己的第一本著作《基督教哲学》一书里面宣称：理性的权威就是理性本身，理性的法官也是理性本身。而这与理性并肩行的就是人的经验和人的能力。赵紫宸认为与科学相比，伦理做为现代文明中的一个力量是同样重要的，伦理。科学的精神就是伦理精神，他说，科学的力量又包括人本科学的进步。而他说：圣经的真理属于后一个学科，就是人本学科。人的伦理提供了破除迷信的权威，人在探索真理的时候，既需要理性又需要经验、既需要科学又需要伦理，两者缺一不可。
赵紫宸这种理性和经验合一的知识论，推出一个关乎理论、关乎权威的理论。1922他写：当今真理的权威已不外乎是学术权威和社会权威的结合。这两重的权威，表明真理是由个人意志发展而来的，所以学术权威是不可挑战的，就理论问题说只有学者有资格去不受限局限的去判断。学者的权威和社会的经验同样重要的，真理必需改进社会生活、必须满足社会成员的具体的需要、必须为整个社会带来幸福。生活是经验的发展，真理必须适用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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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此道理，神学家的权威和信徒的集体的经验是宗教的两个来源。再来，神学家的权威和信徒的集体的经验。权威的宗教专家必须清理民众对宗教的无知和迷惑。
另一方面，圣经并不是一本科学专著，基督教是一个以人为本的宗教，如果要超越此生此世，个人的灵修经验是同样重要的。赵紫宸也常常提到历史的进化观，强调将进化论和宗教结合起来的重要性。他相信真理在不断的重建和完善，真理在不断的演变和扩延。因此如果要寻求真理，就要不断的斗争、实验、综合、分析、创造以及永无休息的探索，这种人类知识和历史经验的发展形成了人的知识论的框架。在这框架里人的理性和经验二者同为认识论的权威。
赵紫宸扩充的这个框架，依据于历史包括科学的历史和社会历史，赵紫宸认为科学和宗教虽属不同的学科但具有同样的精神，因此在进行神学研究的时候，特别是在删除对传统的依赖性的时候，科学的和批判的研究方法是极为重要的。赵紫宸是要求人们先思考后行动，基于这个原则呢，他的文章总是激烈的反对众多宗教的存在和各教派不同的教条。
赵紫宸还认为应该用文化的尺度来重新评估圣经，他不承认圣经是神的默示，因为他认为圣经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也不接受上帝的创世论、预定论，也就是不相信上帝从无创造世界的。同时，他不相信三位一体，并且把历史的耶稣和信仰中的基督做了区分。（所以你看到他是个典型的19世纪末的一个自由派的人士。）就是传统的基督论把基督作为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个观念对他来说，是纯柏拉图式的。他也不相信救赎论，认为传统的救赎论基督的无罪性和元首身份都是法庭式的机械式的论调。
在赵紫宸的作品中到处充塞了这种问题。比方说一个人只要相信耶稣由童贞女所生和相信耶稣复活，那过着一个毫无见证的生活，就可以进天堂吗？如果他不相信这些教义，一生行善，也要注定下地狱吗？从这些问题不难看出赵紫宸并不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和耶稣复活这种的神迹的。
赵紫宸认为基督教的真理只有三点：上帝是我们的父亲，第一。第二，四海之内皆兄弟。第三，人类在不断进步。基督教是个解放人类和文化的宗教，而不是压制人类和文化的宗教。赵紫宸究竟是否相信神是有位格的神呢？实际上是个另人费解的问题。因为赵紫宸也曾把上帝与神性连在一起，对他来说神是爱、是人格，也是这种和人格把神和人合二为一。神爱人，所以祂就创造了人。神怎么创造人，不清楚，因为赵不相信神在无中创世。而人就应该使用自己的人格完善、发展，因为理想的生活是完善的，但是人没有意识到通向幸福的途径就是爱，他只追求幸福而不是走爱的道路，这就是罪喽。就是追求幸福而不走爱的道路，就是罪，因此人就好像在深山幽谷中迷途的动物一样流浪。这就是赵紫宸常常论及的罪恶和苦难了。苦难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自然的、一个人为的。
人的努力可以挫败罪恶和苦难的力量。赵紫宸曾提及一个表面上好像是二元论其实是一元论的观点，就是宇宙间罪的力量是真实的，但它决不比人的力量更强大。耶稣降生是救人获得得救的路，祂是一个表率、是救主中的救主。拯救包括自我扩展、自我成全。耶稣之所以督责，是因为他具有一种超越的上帝意识。祂既然耶稣是一位救主，人也可以做自己的救主。信心和悔改都是要需要人的努力，重生是一个过程。上帝会帮助人自己救自己的，实际上他是在说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很典型的19世纪的自由派的所谓基督教。）
总之基督教就是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意识，耶稣充分认识到上帝是人格、是父、是救主，由自己的生命把这个意识充分的表达了出来。上帝是人格，因而人也是人格，人是知、情、意的综合体。三者中意，意志，是最重要的。上帝是父亲，因此祂尊重人的价值。祂的父的身分表现在爱和命令中，为了克服罪恶，神赐给我们同情、理解、安慰。上帝是救主，祂帮助人去实现人格的完美。用一句话说：基督教是一种宗教经验。
自从1970年代来，对20年代的中国本色化神学研究发现，当时神学的著作一个普遍的题目是：中国的基督。从我们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赵紫宸的神学基础原自西方基督教自由派神学思想，而不是出于什么本土的思想模式。赵紫宸自称对他影响最深的是鲍痕，Bowne 的人格主义，柏格森，Bergson，（B-e-r-g-s-o-n，）创造进化论。还有詹姆士（James） 的实用主义。所以的赵紫宸的基本神学观点，可以说是这毫无本色之意。这个是他的神学基础。
现在我们来看他对于培养中国教会领袖这个理想，培养中国教会领袖这个理想：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赵紫宸意识到中国当务之急就是培养胜任的领导人才，中国教会必须要懂科学又精哲学的领袖来回应世俗社会的挑战。他认为可以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培养、造就出一批本色教会的领袖，就是大学、神学院还有出版业。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思想领导》。赵紫宸强调思想自由在教会大学的重要性，学术专家有思想自由，才能各就所长的在他的本行中发展。教授们要尽量摆脱琐碎的行政事务才可以发展彼此之间和教授与学生之间的精神的关系。教会大学是培养教会的学术领袖和促进教会与文化环境接触的理想的环境。
赵紫宸关于思想自由的主张呢，毫无疑问在中国教会学生里引起了反响，邓秀莲就持这个问题在教会学校学生中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发表在1925年2月的生命月刊中。接受调查的学生中70%的人反对把宗教科目列为必修课，90%的人认为校内崇拜应该由学生自愿参加不可强迫。然而赵紫宸的关于思想自由的主张和学生们要求人权的呼声，却并不是一回事。赵紫宸是出于护教立场才提出思想自由的，而学生是越来越感到基督教信仰和他们的生活毫无关系，才响应赵紫宸的所谓的思想自由的。该项调查报告表明：学生们并不认为教会和牧师能够在信仰问题上帮助他们，只有7%-8%的学生对这个问题做了肯定答复。
当邓秀莲问到他们是否就信仰问题去寻找教会牧师或者学校的师长的帮助，只有2%到3%的人做肯定答复的。邓秀莲又进一步问题到他们遇到信仰问题的时候是从何寻找帮助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呢？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根据数目的多少的次序排列出来，最高的9项是：第1、读经、祷告、灵修、默想；第2、阅读宗教书籍和报刊；第3、向好朋友请教；第4、参加家里的灵修；第5、从神学家或者神学知识高深的人得到帮助；第6、上帝灵感；第7、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第8、自己所崇拜人物的人格影响或感染；第9、查经。
从上列九项中，教会和教会牧师和教会学校的教师居然不包括在里面，尽管第5项的神学高深人士可能是学校的教师。邓秀莲继续问学生，在他们信仰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什么呢？他列出学生当中最频繁出现的19项因素，并按次序罗列出来，学校的圣经课排第7，校内崇拜排第8，教会的牧师降到第17、而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居然教会大学教授们的人格感染力。如果邓秀莲是在燕京大学进行这项调查的话，这意味着生命社的成员们对新青年学生是实在发生了影响的，而这个是很可能的一个推测。即便他们没有在基督教信仰上影响学生，他们的人格也会对学生有帮助。
顺便我在这里提一提，我在1995年在北京走过燕京大学的校园，问了一位北京政府里面的一位高官，他是燕大的学生。我问他：你对燕京大学最大的回忆是什么？当然他是1940年代末读燕京大学的。这位女士说：就是师生关系，很密切！
除此以外，该项调查所呈现的是一部惨淡的画面，教会学校在引导学生归信基督这个主要的目的上极不成功。他们把宗教课列为必修，强迫学生参加校内的崇拜，结果是事于愿违，反而加深了20年代中国青年对基督教本来就有的敌意。
该项调查报告在《生命月刊》发表的时候，赵紫宸还没有到北京，因为他是1926年才起行的，因为他脚伤了，在苏州。如果他当时就在燕京教书的话，他会对那一项报告大吃一惊吧？他没想到他的理想和学生们的信仰现实之间的会有这么大的鸿沟阻隔。而且在20年代的中国这个鸿沟是无法攀越过的，神学生需要学士学位才能够到神学院读书，这个在现在已经成惯例了，但是赵紫宸在20年代就提出这个条件了。不过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学生始终是寥寥几个，赵紫宸也为学生这么少而感到忧虑的。
赵紫宸曾仔细分析过大学毕业生为什么不愿意进神学院学习做全职传道人的原因。第一，是教会因素，大学生对服事不感兴趣，而现有的牧师对愿意奉献的青年人又摆老资格。二，是来自社会的拦阻，中国的上流社会一向都低看牧师。一个立志做奉献牧师的时候，这种社会的影响自然导致父母的反对。如配偶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又更加会有压力。第三是经济的困境，一个成年人上有父母、下有儿女的，都需要他来照顾，而家中经济的紧张也是牧师的儿子不在愿意作牧师的原因。赵紫宸曾统计过牧师生活的开支，除了生活必需品以外，还需要文化上需要的，要订多种中英文书报杂志，还有文具、邮费等等的开支。交际应筹费用也不可少，尤其是牧师义不容辞要向政界人士传福音、感化他们、影响他们的时候。赵紫宸心目中理想的教会人物应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风度、有教养、城市化和西方化的学者。
到了第四个问题，恰恰出此方面：青年人认为传福音并不必成为专业牧师，牧师代表着迷信、谬误、在中国社会尚不存在彻底一个科学的神学教育。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属灵的原因。牧师们因为缺乏经验和训练，所以缺乏向青年人呼召，也缺乏了解学生运动和世界性的民主运动。由于以上这些不可解决的困难，教会依然缺乏合适的领导，也没有办法向非基督徒大众用最恰当的方法介绍基督教信仰。
赵紫宸提出的问题：现在的教会是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份子呢、活生生的一份子呢？并未得到答案。赵紫宸所设计的这种理想化的训练，是否就是中国福音事工的需求？也是大受质疑的。在苏州乡下或者北京近郊，在冥想、冥思神往的一种理想的服事模式和理想的神学教育模式，对赵紫宸来是一再自然不过的事。然后这些明显带着作者本身环境和生活方式的理想模式，究竟不是20年代中国智慧和知识界所需要的。是不是呢？这是又另外一回事了。（这个也是我自己的分析。）
除了教会机构以外，赵紫宸也看重了基督教文字工作，也就是本色基督教文字的重要性的。人们可能以为赵紫宸会提倡重新翻译、解释儒家、道家传统的思想、创新的艺术音乐崇拜仪式，表现形式等等。其实他乃是主张把西方的教会传统、神学传统以翻译和写作的形式介绍给中国大众，因为他认为基督教是现代文明的代言人。基督教文学在19世纪就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宣教士中的李提摩太在中国翻译了和编辑发行了大批的西方的书籍，把科学、技术引进到中国。到1920年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大批中国留学生已经回国，介绍西方的文明又成为这些留学生回国的任务，而且中国人知道那些纯福音文化是劝人信教为目的，他们并不喜欢。
为此，赵紫宸指出当前所需要的是应付艺术界的思想，解释基督教本身，因而他说：基督教所出版的书籍不必都是应世的，应付世界的书籍，也需要专为经典的经义典籍地解说而著述的书籍。从今以后基督应该有闭户著书的人才，这些工作是当务之急。因为他说：基督教在今日中国必须积起而奠本色教会信仰与思想的基础，通过研究这些基督教经典，赵紫宸可能把圣经也列入这个范围里面，中国学者可能会发现一些新思想、新原则，并且用这些新思想、新原则出发促进一种新生命或者新动力。
赵紫宸对翻译介绍基督教神学经典作品的推动和对中国教会文字工作的关注，是清楚的见到的。然而他无法清楚的告诉人们基督神学与中国文学工作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必须翻译西方的基督教经典的历史的神学著作呢？西方神学与目前中国教会的需要又是什么关系呢？与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表明赵紫宸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协调自己自由派神家和中国传统文化和文人的双重身份。
我附加一句话：但是他对这个整个西方的文明、基督经典的翻译的重要性的看见，事实上就让他成为中国基督教领袖们最有深度的思想家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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