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第21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中国教会史》第21课，我们现在进入到徐宝谦加入青年会，做全时间的干事这一段了。是《先驱与过客》的206页。

徐宝谦加入青年会之后，就开始在北京西城区开始做学生工作。万事开头难，初期的工作相当的辛苦的。他先找到学校的传达室，索取一份学生名单，再根据这些名单逐个去探访，然后才能在校内成立查经班，开办讲座，开展活动。1915年之后，他的工作范围扩大，东城区学生工作也归他管了。他的工作也包括指导社会服务社和宗教研究社。宗教研究社，是一个主办演讲系列的学校之间的一个组织。他和学生的关系当然非常好。南京大学的教授沈宗瀚所写的回忆录中，讲到当年他在北京的时候与徐宝谦的友谊。徐宝谦常常推荐书，特别是传记给他读。为了帮助他学英文，徐宝谦亲自为他修改他的英文日记。后来沈宗瀚到了南大，徐宝谦鼓励他在南大农学院开查经班，并特别介绍一位圣公会宣教士每星期六去带查经。1975年徐宝谦去世三十周年纪念时，沈宗瀚专门写文章缅怀当时徐宝谦的事奉和他们之间的交流。

徐宝谦皈依基督教并热心参于教会的服事，这个转变的过程是一部分中国学者、商人子弟西方化和都市化的典型的过程。（这个是我的分析。）1905年科举制度废弃，“学而优则仕”的旧路已经被堵死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人步入现代教育机构，接受西方教育。清代的皇朝已经被推翻，中国人民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恢复关税自主权是众望所归。而徐宝谦在他的税历生涯中无法表达他的民族主义意识，基督教自由派的影响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反而成全了他的初衷。基督教青年会无疑是在中国城市做城市青年工作的，所以徐宝谦的皈依基督教也是他的西方化、现代化、都市化经验中的一部分。1910年代，许多青年人透过青年会而皈依基督教，徐宝谦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特别说一说1900到1920是青年会的人数增多的那个黄金时代，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也是有代表性的，而他的神学毫无标新立异之处。他在基督教青年会服事了六年，1921年去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那是自由派的大本营。

第二段：学者的生涯和唯爱之路。

徐宝谦在纽约住了五年。1921年秋天, 他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读宗教教育。1922年秋天, 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哲学。他回忆说协和神学院的教授鼓励他进行神学和哲学的综合研究, 而哥伦比亚大学哥大的教授, 特别是杜威(John Dewey), 对宗教是持批评的态度。徐宝谦试图用实际主义作为标准来检验宗教, 杜威认为这种作法可以接受, 条件是那些宗教概念首先要合理, 然后才可以检验。杜威给徐宝谦留下了颇深的印象，徐宝谦也常常对美国听众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学生运动这样的演讲。他曾经在乡下一个农家渡过好几个星期。他对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青年很有兴趣, 读了林羲法官(Judge Lindsey)的《青年革命》(Revolt of Youth)和当时的《青年历险记》(Adventure of Youth)。他和黑人同学同住一间房间达一年, 也结交了一些日本朋友, 渐渐消除了以前对日本人的憎恶感。1924年时, 他已成为信念坚定的唯爱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者。

徐宝谦的美国经验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更加地确信基督教是创造一个新社会和为人类提供一个新存在的动力, 因而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和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基督教。美国的教会不能体现真正的基督教精神, 这项任务就落在了亚洲基督徒身上了。美国文化太偏重物质, 需要一种”精神文化”来补救。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将成为对美国文化的一种威协。而美国的乡村生活和美国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则是令人羡慕的和值得效仿的。（一百年之后的美国还是一样的，而且更加如此。）

总的来说, 徐宝谦的旅美经验拓宽了他的文化视野。他抓住一切机会, 细心考察美国生活的各方面。住纽约三年最大的战果应该说是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爱主义思想。1924年, 他写文章表达他的唯爱主义观点, 并为中国、日本两国基督徒如何互相理解、建立友好关系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就是组织基督徒学生旅行团; 中日两国大学可以交换教授讲学; 双方可彼此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化; 要用一种团结的精神, 努力消除种族偏见。十年之后, 他仍然守住这些信念, 但他承认在实践方面亳无进展。

在中国做一个唯爱主义者非常不简单。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不喜欢徐宝谦的观点。徐宝谦对共产主义者大讲非暴力和博爱; 对三民主义者, 则晓以国际主义和四海兄弟的观点。徐宝谦回国之后做唯爱社总干事。这个职务原由宝广林担任, 但宝广林于1927年改变了观点, 提倡暴力与革命。1928年, 大部份唯爱社中国会员放弃了国际主义和唯爱主义思想，徐宝谦对此深感惋惜。吴耀宗原来也是唯爱社的成员, 但是1930年放弃和平思想, 投身救国运动。（吴耀宗就是三自爱国运动的第一个主席。）

1924年徐宝谦回国之后, 在燕京大学教宗教学, 同时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他在燕大的宗教课是必修课, 但他认为不可硬性规定必修, 曾在教授会议中提出反对的意见, 因此被称为教授中的”忠实反对派”。在基督教青年会中, 他依然主持北京的学生工作, 手下有二十多名干事。但正值非基督教运动的时候呢, 基督教青年会虽然同工队伍庞大，实则”空空如也”:已经几乎没有学生愿意加入青年会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 比方说John Childs齐尔之，开始重新评价自己信仰的绝对性, 结果竟然放弃了耶稣的绝对性和靠祷告接受上帝启示这些观念。徐宝谦也因非基运动的发难而患失眠症达六个月之久, 最后去海滨住了四个月才得以恢复。他身为生命社和《生命月刊》的创始人、教授、社会改革家和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 这时候默默地承受了非基运动的巨大冲击。

1926年燕京大学从北京城内搬到郊外的新的校址。徐宝谦辞去基督教青年会职务, 随学校一同迁至郊外。在校园的新的地方, 他帮忙筹建了”燕大基督徒团契’。这个是一个教师、学生和职工自愿成立的组织, 唯一的”教条”是要求团契成员做”追随耶稣基督”、”追随耶稣基督”的个人承诺。他说这样的团契是中国各大学中的第一家。

燕大基督徒的团契有好几个独特之处。赵紫宸、刘廷芳等人所翻译和所写的赞美诗总是在这个团契的聚会中首次推出的; 而本色化的崇拜仪式和祈祷文也是在这个团契中首创并首次被使用。1931年出版的《团契赞美诗》里面有许多首都是赵紫宸专门为团契所写。徐宝谦每星期五晚主持一系列团契聚会, 会上大家交流宗教经验和分享见证。好几篇都录在徐宝谦于1934年出版的《宗教经验谈》。除了燕大团契的工作之外, 他还参与”中国学生基督教运动”的工作, 这个组织是青年会工作的结果, 多由非教会学校的学生组成。

1930年至1931年, 徐宝谦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特别干事, 在欧洲小住。他对丹麦印象非常的好, 以为是基督教国家的典范。他也深受巴特 (Karl Barth)的神学影响,是新正统的。他所总结的巴特神学思想, 更像基督教基要派神思想的概括, 可见他对这位瑞士神学家的见解并不深刻。1931年到1932年他重赴美国, 参加各种的会议。徐宝谦193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论文是”新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现实主义”(Ethical Realism in Neo-Confucian Thought)。就是说他用现实主义来描述王阳明。

徐宝谦于1932年回国，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代理院长，兼《真理与生命》的总编辑。这两个职务本来都是赵紫宸担任的，赵休假一年去英国小住，因此由徐来接替。这时候已经是政府颁布《私立学校立案规程》六年之久了，徐宝谦发现学生们是否对宗教毫无兴趣，宗教学院的学生聊聊无几，而且燕大也几乎与世隔绝，与别的基督教团体并无联系。凡此种种，都令他感触良多。他还参加了“和平社”，这个是一个旨在推动学生基督教运动、改良乡村生活和实验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小组。他也奔走于南北两地，在各种会议和场所发表演说。又将一个平信徒外国差传调查报告，《差传的再思》的前四章翻译成中文。这个所谓平信徒外国差传调查报告是很重要的一篇的文章、一本书，也就是主张放弃宣教、放弃基督教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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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个时候为止，徐宝谦的生活与赵紫宸的生活并无两样。一方面教书，一方面参与各种的活动。在国外住了五年，前三年是学生，后来做教授和学生工作者。他试图在都市筑起象牙塔，也极力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建桥。但他毕竟是一个守住“知行合一”的人，1935年所做的决策就清楚的表现了他的世界的精神了。

• 民众的呼唤：黎川乡村重建的经验。

1935年3月，徐宝谦接到邀请，前往江西任黎川试验计划的总干事。黎川计划是教会主理的乡村建设实验项目，为中华基督教协会所支持，也是将介石夫人宋美龄提议，并邀请教会参与这项计划的。江西原被国民党占领，后又被国民党部队收复，就是在毛泽东这个长征之后收复了，宋美龄的本意是把这个地区交给教会来重新建设。黎川计划的组织者原来是出生在纽西兰的美国卫理公会的宣教士George Shepherd(席普德)。1934年，George Shepherd招慕了几个大学生开始工作，1935年，George Shepherd的差会召他回美国，因此邀请徐宝谦来接管。徐宝谦本来对乡村的重建就感兴趣，便认真思考这个邀请。他征求燕京大学的同事的意见，大部分同事不同意他离开燕京大学；但他夫人理解他、支持他，和黎川计划全体同工更一致的邀请他前往。为此挣扎了两个月之后，徐宝谦在五月十五号决定接受这个挑战，六月十七号一个人前往黎川，把妻子儿子留在北京。从此徐宝谦开始了两年的乡村重建工作的经历。

根据他的叙述，他之所以接受乡村建设工作是出于宗教信仰，因为他想到一些代代相传的宗教领袖与耶稣基督和圣方济，当他们听到苦难中民众呼求的时候，不仅愿意与人民一起受苦，并且立即行动起来。但现今许多人都不敢与劳苦大众认同，不敢回应“到民间去”的呼召，总是在为自己找理由。诚然经济原因、家庭责任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徐宝谦自己也会在这些问题挣扎很久。黎川计划给他的工资是每个月三十块钱，而他在燕京大学的薪水是这个数字的九倍。即便是把家中所需用压到最低程度，减去所有的娱乐费、应酬费、奉献费至少每个月还需要一百七十元。他的小女儿患肺病，更需要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然而，徐宝谦坚信认为知识必须与民众结合，到民众中去正是解决贫富不均、沟通劳心者与劳力者的最好途径。经过两个月的祈祷、协商、思考，他意识是上帝呼召他去黎川，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他心中非常觉得喜乐平安。他回忆起二十年前自己放弃税务局工作进入到基督教青年会服事的决定，两者何其的相似啊。1935年，他又一次的留心聆听了同样的呼召。

徐宝谦并没有系统的写出乡村重建理论，但是从《真理与生命》所连续转载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所采取和倡导的几个原则。由于乡村建设运动首先是一个“精神运动”，他说的乡村重建工作者的品格就极为重要了。他必能牺牲自己的意见，总要考虑到公众的利益，尊重他人、遵守纪律、乐于埋头苦干，不出风头。他鼓励知识分子出身的乡村重建工作者反省自问，这里他写的一段话：“吾人从事农运之动机何在?为趋时耶? 为发挥领袖欲耶? 吾人从事农运, 其准备是否充份? 态度是否适当? 有健全之身体否? 能吃苦耐劳否? 无意之中, 是否轻视劳作? 能通力合作否? 有共同修养否?？”

这个运动是“精神”的运动，他们就应该为乡村重建运动奠定“精神的基础”。徐宝谦认为，中国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是否能够解决，全看知识分子是否能与民众结合，能否以身做则，做到克己奉公、道德高尚的榜样来。

乡村重建运动是服务理想和科学精神的结合。专业技术是必不可少的，为此徐宝谦呼吁农学、医学专家来帮忙，他梦想中的农村计划是高质量的。他常向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和南京大学呼吁，请他们多派学生、学者参加黎川计划，但收效甚微 。

乡村重建必须以乡村为基地，不能以城镇为中心。1930年11月到1931年4月，一个农业专家Kenyon Buttefield(布特菲德)来拜访，提出一个“农村社会教区”的主张，就是由一个受过特别训练的所谓“牧师”来管理“教区”，而教区又是农村工作的核心。徐宝谦不同意这个主张，认为这个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方法，而中国需要的是一个以乡村为中心的农建运动。

徐宝谦深信乡村重建运动必须本色化。换句说，是让人民自己帮助自己，尽可能的利用本地的人力和经济资源。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农村建设必须以农民为主体，如果我们替农民做，无论成绩怎么好，还是不能生根，更谈不上开花结实。“

徐宝谦认为，乡村重建运动不是劝人信教的工具，运动的目的不是传福音，而是建设一个基督化的农村社会。这个社会目的的本身就含有宗教意义。有人批评徐宝谦没有直接把宗教内容带进这个黎川计划。但是他的日记中我们知道，他至少做了一件纯宗教意义的事：他在离川办了一个教义问答班。他在1935年12月8号的日记中写着：在黎川传福音不能靠话语，而是靠生命。但如果有人进一步愿意认识基督教，欢迎到这个问答班来听，问答班每周活动一次。除此以外，徐宝谦在黎川从事宗教活动多是针对黎川计划的工作人员，或是外边的团体，而不是针对黎川的人民。

黎川计划的目的虽然不是建立教会，但因为基督教参与整个计划，所以这是一个“社会计划”，与政治并无直接的关系的。徐宝谦也无意参与政治。然而到了1936年，因为当地的政府的压力，他又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些的政治因素。由于他的参政，黎川的计划受到全国基督教协会和其他基督教机构严厉的批评。黎川计划虽然不是一个政治项目，但这个计划一开始就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物的蒋介石夫人有密切的关系。徐宝谦自己又成为国民党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他的日记中也记载自己参与了不少的推动、宣传新生活运动的会议和运动。徐宝谦意识：到没有政治背景支持，社会重建不可能彻底，而有政治背景支持，“意料不到的后果”又接踵而来。也许徐宝谦也担心自己陷进国民党政治的政务中，他必须做出选择。

徐宝谦从1935年3月15号至1936年5月31号的日记记载了他每日的行踪。我们无意去综合他的内容，在这本流水账式的日记中发现，徐宝谦这其间的工作的辛苦和处境的坚难。他常常四处奔波，难得安定下来。从1935年6月24号第一天到达黎川，到1936年6月24号这一年期间，他在黎川待了198天，其他167天四处奔波，行踪遍及全国。他必须与各级的政府官员联络，从县级到省府，最后直到中央；他需要从学校招慕专业人才，所以农学院、医学院又是他频频到访的地方；他不得（不）周旋于当地各界的领袖人物之间，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他要唤起宗教团体、教育机构各参与支持，南昌、南京、上海、汉口、北京等大城市，他常去演讲鼓励的工场。他交友甚广，结识新交，重访旧友是他生活的一部分。1935年12月16号到1936年2月4号他离开黎川回家度假，但他只在北京与家人团聚了28天，在这28天里面倒有7天应邀与朋友”餐叙”，15天应邀出席会议演讲。他在黎川逗留最长的时间是50天，在黎川的日子中他同样忙于黎川行动各种的行政会议和支援会议，忙于接待各方的来客：从政府官员到北京地质调查所来客人，从基督教青年会同工到外地学生、医生各地人士等等。此外，他还要读书、写作、研究。他整个生活像一个公共关系主任，他的日记中记满了与人吃饭与会面的日程安排。不幸的是这些浩瀚如海的应酬中，他只有四次与当地农民接触。

徐宝谦到了黎川不久就意识到黎川计划艰巨、困难重重。最大的困难是招慕同工，尽管徐宝谦已竭尽全力，他所能动员的学生、医生、农业专家依然是寥若晨星。曾有一个医生来过，住了两天就走了。另外一位医生信中提到他愿意来黎川服务的满腔热情，但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接任现在医院院长的职务，他在黎川也只住了15天。虽然有一些医生和护士留了下来，包括外国人，但职员的不足是一个周期性的问题，因为他们一两年之后就会离职，很难把他们长期留下来。徐宝谦的日记中记满了这样的“欢迎会”、“欢送会”。他意识到在人员流动频繁的情况中很难做长久的计划的。

其次是黎川计划的工作人员之间无法同心合力。这些问题显然在徐宝谦来之前就存在了，这也是徐宝谦迟迟不做决定的原因之一。他属下的一位职员写信给南京大学的同事，散布谣言中，中伤了徐宝谦。后来徐宝谦到南京出差发现了这事，他回黎川之后面责这个人，这个人竟无言以对，他即将其辞退了，这事发生在1936年4月17号，那时候徐宝谦上任还不到一年。

黎川计划的经济困难也是很严重的。工作人员除吃宿以外每个月只有30元的工资，这样菲薄的报酬难以吸引医学、农业人才。宋美龄于1939年停止赞助。黎川计划以基督教试图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开始，但之中因为上述的难题而宣布失败。

徐宝谦为了黎川，为了乡村的建设，可谓竭尽全力了。燕京大学本来给他一年假期，后来又延为两年。但是徐宝谦年终休假回北京之后和夫人一致决定辞去燕京大学的教职，把家搬到江西。1936年4月24号徐宝谦举家南迁，然而不久他却被无端的要求辞去黎川计划领导的职务，据说是因为他与外国人同工不能合作。”西人”可能指席普德, Shepherd，这个人在美休假期满后又回到黎川, 任副总干事之职。 徐宝谦即携就带着家人前往上海泸江大学任教。中日战争爆发后, 他开始致力于另一平生所爱的工作，就是中国基督教文字工作。他协助建成”载社”, 翻译霍铿(William Hocking)的《上帝在人类经验中的意义》(The 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 还翻译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忏悔录》。

下一课我们来看徐宝谦怎么样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一个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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