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史》 第15课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留彩虹和ZJY(CGY)_文字：王鹤弟兄
《中国教会史》第15讲。
我们上一次开始了讲生命社在1919开始如何面对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我们现在开始要讲的是第二阶段，就是1922年开始，生命社会又怎么样回应呢？这份杂志，就是北京燕京大学的教授们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干事，他们又怎么回应1922开始的、展开的非基督教运动呢？现在我们在《先驱与过客》的第98页开始来讲。
第二阶段开始于1922年3月9号的《反基督教同盟学生宣言》，一直到1925年5月30号的案件。1922年之后呢，基督徒不仅仅要讨论基督教，不光是讨论了，还要在倍受攻击的情况下为基督教辩护了。《生命月刊》曾转载非基督教同盟的反基督教宣言，而且付上英文翻译。英文翻译之后呢，编者加了评论。评论指出这份宣言“只凭义气、不讲道理，是极端分子的宣传品。像Bolshevik（布尔什维克）所为，而不像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之笔。这种攻击无损基督教，不过是签名的人对Bolshevik的效忠的表演而已。”这是生命社对反基督教者所做出的直接的回应。
但是在非基运动的最初三年中，生命社多用间接的辩论回应，很少做直接的批评的。我们注意到在生命社同仁的回应中，宽容、讨论屡屡被倡导。刘汝刚鼓励大家尊重别人的信仰，胡学成提出破除偏见、持守宽容的重要性。刘廷芳在一篇文章“我们当做什么？”（这个是文章的题目，）提出八要和四不要，八件要做的事有：要多讨论、互相尊重彼此的信仰、尊重信仰自由、要乐意去观察和实践等等。不要做的事是我们不因以信仰反对某些人。讨论是研究真理不是打仗，不必存必胜的心等等。刘廷芳劝告批评教会的人应存着爱心去批评，无爱心的批评最损害教会。而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持存着冷静的态度对待这个运动。（这里是指收回教育权运动，1924年。）教会应该采取一种谦和、忍耐的态度，一种在逆境中充满平安、爱和忍耐的态度，教会应把这些批评当作朋友。刘廷芳说因为由于这些攻击和反对，我们才能努力反省自己、谦卑下来。宽容和讨论的主题因而导致了教会的反省和省察。
非基督教运动在好几个问题上指责中国基督徒，它指责基督徒不爱国、没有民族的观念。它提出取缔当时的在中国享有自治权的教会教育系统，就是教会大学、中学等等。生命社对这两个问题都做出明确回应，1924年刘廷芳宣称：在中国所传的基督教并不反对爱国主义，刘廷芳认为大多数西教士并不干涉中国内政，也不愿伤害中国基督徒的爱国情绪。外国的宣教士是寻求国际和平和友谊的，但国际关系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更显出自己所属国的公民身份。刘廷芳由此得出有趣的结论：西教士这样做，为中国基督徒树立了榜样。西教士本身的爱国，鼓励中国的基督徒爱自己的中国。
刘廷芳接着宣称中国基督徒真正是爱国的，三十六万中国信徒中不爱国者是极少数，虽然与西教士关系密切的中国基督徒很多，在教会中比比皆是，而这种亲密关系是由于西教士对中国基督徒的关心、同情所结的果。刘廷芳说：当这些人在贫困、苦难之中时，除了基督教的西教士怜悯他们、帮助他们，又谁去管他们呢？刘廷芳进一步的指出，与外国人亲密得外国人的帮助也不是中国基督徒特殊的经验。他继续说：我国商界、外交界也同有这样的经验，不能因此说商界、外交界不爱国，何能单独批评中国基督徒呢？刘廷芳为此代表全国基督教会宣称中国基督徒与中国其他人是一样的爱国的。
1924年东山再起的非基督教同盟主要攻击的是教会学校在中国的自治权。左派人士、自由主义人士和国民党人士纷纷要求取谛这个破坏民族化的教育系统，意思就是说这个教会学校的校长、董事长都是外国人等等。具体地说，这些反教人士要求教会学校必须向政府注册登记，教会学校不可强迫学生参加崇拜、不可把宗教课程列为必修课。1925年徐宝谦回应了这些批评，他的立论是“教育应有实践的自由”。他在燕京大学教过宗教的必修课，认为教会大学将宗教列为必修课之不当。但在另一方面，学生们因宗教方面而举行的自由聚会也不应该禁止。对于教会学校应用英语为教学语言有损国家观念这个批评呢，徐宝谦答辩称：国立、私立学校中何尝没有这种蔑视国性、国情的趋势呢？因此解决当前问题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从整顿非教会学校着手。教会学校对中国教育在过去已经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将来仍然将继续的努力的。
这些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进一步声称他们是爱国的基督徒，主张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可称谓“文化爱国主义”。恒慕义在他所写的一篇文章“超国家的国家主义”中，为国家主义定下了偏重文化与理论方面的定义的。他说：中国人忠心的对象不是中国政府，乃是中国的文化。在燕京大学讲授新约的李容芳说：对于国家，吾人当保存它的精华，补满它的欠缺，使它止于至善。
也有人主张中国信徒更应积极的参加政治，比方说在燕京大学教授中文的洪煨莲说：研究、批评、遵守与革新中国法律的必要。彭长林呼吁要扫除恶俗、救济弊端，基督徒在社会运动中应站在最前线作领导指方向。为了这个目标，罗运炎写文章声称基督教应该为中国培养出最优秀的领导人物，这当然是教会学校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那这些中国的基督徒都在提倡一种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支持社会活动，呼吁社会培养一代的领导人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实践性的；但在政治权利、政治体制的问题上呢，它又保持沉默，从这点上看它又是非政治性的。生命社极力的表明基督信仰对新中国是有价值的，因为教会能够培养一批社会领袖。早在1919-1922年已经有一种观念出现，就是宗教是人适应社会环境最佳的方法，宗教正是中国所需要的。
但到了1922-1925年，这种观念得到进一步的发展。1923年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宗教这个课题，好几篇文章相继的发表了。许地山认为中国所需要的宗教应该是易于实行、能推广慈善事业、具有伦理性、科学性和世界性，并注重今世的生活的。赵紫宸主张宗教应以伦理为基础，尊重人格的价值，宗教应该能够改善和增强人际关系。宗教不应该为少数精英所垄断，它应该是民主的、普及的、能够服务大众的。
刘钟孚同样认为二十世纪的宗教标志是博爱、人道、服务、牺牲、互助、理解、真诚的信仰、启蒙的思想和建设精神。而自由派心中的宗教恰恰就是符合这些要求的。这些作者在寻找的，其实正是他们自己能够提供的，然而他们所能提供的，从一开始就很难站住脚根。从社会运动角度来看，（这个是我个人的意见、我个人的分析，）他们的所倡导的过于来世，但又不像人那样批评的不合理。所以马克思主义说，自由派的基督教可以提供社会服务、牺牲和斗争精神。而对非基督教的自由主义者，基督教可以为之提供启蒙思想，以至其接受自己。而对传统儒家呢？吴雷川不遗于墨地等证明基督教与传统儒家思想并不矛盾。许地山也指出儒家思想的精髓是知行合一，而这个理想只有在基督教可以实现，所以基督教可以提供儒家的社会、伦理所需要的超越这个基础。吴雷川还指出耶稣与孔子一样是爱国之士、守道不阿、热心服务民众、人格极具感染力。
总之，这批中国基督徒要回应马克思主义者、要回应自由主义者，还要回应传统儒家学者，他们要左右环顾、多面回应，是非常的坚险的！就好像踩在一根忽悠悠的钢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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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1925年，生命社宣称中国基督徒是爱国的，来直接回应非基督教运动这些责难。他们多在生命月刊发表文章，表达这样的观点。但是他们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是含糊不清的。（下面也是我自己的分析：）他们对政治权利、政治体制和帝国主义的问题争端上，保持沉默。他们的回应与当时曾出一期的学运、工运和群众运动中越来越成熟的宣传攻势成了明显的对比。1925年5月30号之后，中国自由派基督徒开始走向下坡路了。
基督徒对民主主义回应的第三阶段，是从1925年5月30号开始。1925到1927年国内反帝国主义情绪已经达到高潮。这个时期《生命月刊》和《真理与生命》两个月刊仍然重复原来的主题。刘廷芳1925年6月的文章说：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现在的教会不阻碍中国基督徒国民性的发展，也不使中国基督徒洋化、奴化，中国基督徒的爱国心与一般社会中的爱国心无大分别。关于民族主义的文化定义，许仕廉在1927年的文章中写作：所谓民族主义是中国人爱中国文化、爱中国同胞，以牺牲精神、责任、道德与同胞努力发展中国人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使中国人在世界进化中有一个相当的地位。
然而这些纯粹的空想己再不能令人满足了，生命社渐渐的放弃了他们对非基督徒民众的呼吁，他们转而关注与中国教会有直接关联的问题。比如说本色化的领导、教会学校向政府注册的问题、年轻人生活有关的问题，诸如职业的选择、人生意义、自杀、恋爱等等，因为一些的学生在生命杂志的文章表达了他们苦闷、无望的情绪。杂志中空空漂荡的是旧调重弹的回声，救国救民、培养青年、奋起和牺牲。而杂志的发行掩盖了也扭曲了这样的事实，基督教自由派已经是昨日黄花不合时宜了。
下面最后一段就是在讲这个生命社与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最后一段，生命社的历史评价。历史评价。非基督教运动使基督教处于被动地位，并从二十年代起成功地削弱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对中国的影响的，非基督教运动之所以成功，因为它从1924年就抓住了政治问题而且组织完善、计划周密，而从1924年之后又主要攻击教会学校。这些举动另基督徒大吃一惊，或者有一些基督徒根本没注意到，特别是西教士。他们回应虽然选词精心、用心良苦，毕竟是软弱无力影响甚微，此外这些中国基督徒自身的内在经验也是造成他们无法面对时代挑战的因素之一的。
生命社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把作中国人和基督教这两者协调起来，不管他们对这个问题是否有清醒的意识，这个问题总是一直缠绕着他们。一方面他们是中国人、是五四时期的中国人，他们要领导中国历史前进的航向、要在刊物书报上发表自己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他们是皈依了基督教的人，他们要用自己的见证、要用证道护教的方式向中国人传教的。而事实是在二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基督教正是中国人的反义词、基督教意味着过时的迷信和帝国文化主义。生命社在中国无力反驳这些指控，他们是否可能成功有待进一步探讨，而历史的事实是他们有心去做却无力做成。（我再说这个是我个人的分析。）
对生命社的知识分子来说，另一项义不容辞的重任是证明基督教是合理的信仰体系，他们确信基督教作为一个合理的信仰体系一定会对未来的中国有所建树的。虽然他们也不清楚这个建树是什么，但他们明确知道基督教信仰可以重新的塑造中国人的人格的，他们还特别确信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并不抵触，两者完全可以和平共处。这让他们共有三重的任务，证明基督教的合理性，这个是其一。把基督教当做是救中国的方案，其二。协调基督教和儒家思想这个是第三。三方面，我再读一次：证明基督教合理性、把基督教作为救国方案、第三协调基督教与儒家思想。
现在看来十分明显，这些任务过重，远非是他们可以胜任的。这些任务之间又互相的矛盾，比如说他们如要证明基督教是一个理性的信仰体系的的话，又很难把它当做社会方案介绍给中国人。虽然这一点当时看不清楚，而调和基督教与儒家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失败的，因为从1917年起国人就开始批评、批判儒家思想，到1925年中国一代的热血青年已经在寻找一种能体现他们的反帝国、爱国情绪的新思想。而在这个时候向他们大谈“只有基督教才可以救中国”，大谈耶稣是另一个孔子，真是自讨苦吃。而中国基督徒再找不出别的方式来证明基督教并不反对爱国、成基督徒和作中国人并不矛盾。这些人物之间的也是造成生命社失败的因素之一的。
最后，最后一点，生命社可能没有搞清楚自己的读者是谁。一方面他们要发展中国本色化的教会，要发展一套本色的神学、本色的领导、本色的崇拜仪式和宗教文学，而同时他们又想努力争取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当时的大学生，因此教会建设这个主题和传教、护教的主题同时，教会建设和传教、护教同时出现于《生命月刊》和《真理与生命》中。问题是谁会读这些杂志呢？也许胡适会读吗？或许一些北大的学生会读？如果一个基督徒朋友向他们极力推荐的话，有可能。但实际上这些杂志多半是那些要么与编者、作者身份相同的人，要么就是与他们有关系的人，就是教会学校的教师、学生、基督教青年会各分会的成员、中国的牧师、会读中文的西教士等等，也许有少部分国立大学的学生读到它。此外这些杂志没有什么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把自己的思想讲给自己和自己的朋友听。（这个是我很苛刻的分析，但这个是一个悲剧性的一个观点的分析。）
生命社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就这样失败了，而生命社所受到的非基运动冲击却大大超过了他们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回应。尽管如此，非基督教运动使中国基督徒是致力本色化神学这个创建，它也迫使中国基督徒领导去探索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简单的说，我认为他们是悲剧性的五四人。
也就是说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写这个论文，就是说要把他们这些悲剧性的人物放回去五四运动、非基督教运动，整个来说1915到1927年的新文化运动这个历史里面、这个历史大地图里面他们占一个位子的。不过他们和他们很多的同代人可以说都是悲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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