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文基督教要义卷四 10 教会，职务和职分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王弟兄&XSS姐妹
我们在讲卷四4.3.6使徒与牧师们的不同和相同的地方。讲到牧师教导的内容必须是促进敬虔的教训，就是鼓励敬虔的教义。
上一堂我在读PCA当代美国改革宗长老会的《治会章程》，序里面的前提原则的第四条：真理的考验之一是在乎它能否促进圣洁的生活。按照我们救主的吩咐，太7：20，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真理要结出果子，果子就是敬虔的生活。反过来说（对我们福音派、家庭教会是反过来说）：将真理与谬误当作同等来对待，是极其邪恶、荒谬的想法。真理与错误是不一样的，不能说：谬误的教导，只要它带来敬虔、圣洁、传福音，就一样了，就跟正确的教义一样的，不能的！
敬虔跟真理是连在一起的，没有真理就没有敬虔；敬虔必须是从真理而发出，所结出的果子。所以把真理和谬误说成是同等的，就等于把好的和坏的根基说成是同样的根基，这是极其邪恶的说法。但是，真的真理必须结出果子来，所以假如我们说：“唉呀，我们今天不需要太多的真理的知识，只需要结出果子来就好了”，那也是错误的。假如没有结出果子来，就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问题，而不仅仅是有了知识，没有结果。那个不叫“真的知识”，因为“真的知识”一定是结出果子来的。
第四条前提原则继续这样说：“同时，信仰和实践、真理和我们的责任、义务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不然的话，认识真理与谨守真理就没有意义了”。认识真理不仅仅是不结果子，只认识真理而已；跟结出果子，尽我们的责任是有直接的关系的。
好，现在我们回到讲义的4.3.6，刚才我们说牧师们要教导什么呢？By the doctrine of Christ to instruct people to true Godliness.按照基督的教训来教导人过敬虔的生活。中文的基督教文艺出版社是这样翻译的：以基督的道理来将真敬虔、真的虔诚教导人。这是对的。To a minister the secret mysteries,施行圣礼。为什么在英文说mystery，奥秘，而中文却说圣礼呢？因为mystery这个字是从拉丁文翻译成英文的，拉丁文是mysterion，就是mystery,奥秘。mysterion这个字翻成希腊文就是Sacrament。总之从希腊到拉丁，一个是Sacrament，一个是mysterious。所以“圣礼”这个词在英文中可以翻成“奥秘”。
To those who have been appointed watchmen in the Church.主所指派在教会中做“守望者”的说，他们假如忽略的话，必追讨丧命的罪。我想说：同学们在牧师的教导的职份上，肯定会有一些的问题。就是说：劳苦、传道与教导的长老就是牧师，那么那些不是牧会的长老要不要劳苦、传道和教导呢？要的。一般的长老会的理解是：这些所谓的治理长老，就是不是牧师的长老，也当在他们的教导的恩赐上，或者是宣讲的恩赐上操练自己。简单地说，教会理所当然地给长老们一些机会来讲道与教导。有些长老比较在探访医院、监狱方面，能够做得非常出色的；有的是在个人布道跟辅导做得非常出色的；有的是偶尔站讲台的，这是一种的；那当然在弟兄会中所有的长老都是站讲台的。总之，长老做宣讲、教导是应该的。
那么，平信徒呢？一般的信徒呢？我在15年前（1993、1994年的时候）有一次革命性的思想的改变。我就看到：其实，长老们（不论是牧师或者是治理长老）这个职份包括宣讲、教导的功能；同样的，所有信徒们，我们的职份是基督徒，是属基督的，这个职份也包含了宣讲和教导这两方面的功能。不过，不同的地方是：我们不是带着长老的（也就是有权威性的治理教会的）职份来使用我们的教导和宣讲的恩赐。“全民皆兵”！每位基督徒都有宣讲、教导的呼召，这方面的功能和这方面的责任。
这种的看法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所谓“福音机构”、所谓“信心差会faith mission”，也就是教会以外的学生工作、海外宣教差会，各种各样的福音机构的存在的合法化。就是说：既然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责任去教导、宣讲，当然没有责任去施行圣礼，但是也有责任去从事怜悯的工作。既然所有的信徒都应当教导、宣讲，不论是传福音或者是造就教会，还有怜悯有需要的人。因此，所有的基督徒要么就是教会正式地差派他们从事教导、宣讲、怜悯的工作，要么就是信徒们自发地来做教导、宣讲、怜悯的工作。
自发性的宣讲、教导和怜悯，又分以个人身份的或者不是以个人身份的。不是以个人身份的，往往都是因为教会没有能力、没有机会或者是侍者没有差遣全体的会众出去做宣讲、教导、怜悯的工作。因此，所谓“福音机构”、所谓独立的“信心差会”、所谓的“学生事工、机构”等等就产生了。所谓的“培灵复兴”、“宣教大会”，那些不属于教会的“培灵会”、“奋兴会”、“布道会”、“宣教会”等就产生了。
我们这种坚守长老制度的改革宗信仰的教会，有两种的看法：在十九世纪的美国的长老会分两种的看法。一种是教导、宣讲（包括海外宣教）是教会的责任，所以地方教会理所当然应当支持总会的海外宣教。差派宣教士是由总会差派出去的，差派的奉献都归到总会，然后再差派出去。
第二种的说法叫做“新的那边”。一边是旧的，一边是新的那边；贺智Charles Hodge是属于旧的那边。新的那边说：“既然有芬尼、有慕迪，那些不是改革宗的复兴、奋兴、布道运动，我们长老会改革宗人士理所当然应当与卫理宗会、浸信会等等的人士合作，支持布道会、培灵会、奋兴会、海外宣教运动，等等。也合作的可能创始一些新的神学院，来应付新的时代的传道人的需要。”所以这个“新的那边”，就承认在平信徒和在改革宗长老会圈子以外的宣教、教导的恩赐。也就是说：改革宗长老会这个新的一边，是支持个人身份和非个人身份的事工，就是“布道会”、“奋兴会”、“培灵会”、“宣教大会”；支持非个人的、团体身份的、平信徒的宣讲、教导和怜悯的事工。
这个怜悯就很明显的，今天的美国的慈善事工有一个联会叫做“The United Way，联合道路”，已经是世俗了。在The United Way里面的，还有其他一些我们比较知道的，比如是“救世军，Salvation Army”；很多的慈善机构，往往是因为十九世纪很多的基督教[包括长老会、公理宗（改革宗的卫理公会）、浸信会，一小部分的圣公会，小部分的路德宗]里面的，主要是长老会、卫理公会、浸信会里面很多的姊妹和平信徒弟兄，没有被教会正式地差遣从事平信徒的宣讲、教导、怜悯的事工。
所以，这些妇女的教育随着卫斯理之后的复兴运动，越来越多有妇女大学成立；有的是因为他们家境富裕，有的是因为她们读过大学。她们大学毕业二十来岁，姐妹们（当然也包括弟兄们）也都有自发性的，也就是因为复兴而带来的自发的，愿意传福音、教导或者做怜悯的工作。所以，美国的很多慈善机构都是这些姐妹们在十九世纪初（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中期，慕迪的时代）自发地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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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追溯一下美国跟加拿大的华人基督教教会是怎么成立的？就是最早最早的。1960年之前美国不超过100间华人教会（大概50多间），今天已是1400多间了。所以，绝大部分都是1970年之后设立的。但是，之前那些唐人街，小小的华人区里，你大概可以找到两种的因素，那些长老会、卫理公会和浸信会是怎么成立的。
我父亲在费城牧养的教会是圣公会、长老会、公理宗、卫理公会、美北浸信会和贵格会六个宗派联合成立的。但在这个事情的背后，你可以看到一些很有趣的历史。首先，你看到这些宗派都愿意在华人地区，就是“淘金潮”之后，华人在美国建铁路之后，做餐馆、做洗衣店的这些华人，他们是怎么传福音的？长老会是设立教会，公理宗（也是改革宗的）设立主日学。
他们是如何做这些事工呢？一方面有大的宗派或者是大的教会，比方说一个大城市的第一长老会、第一公理宗、第一浸信会，他们说我们要做华人事工。那么，究竟怎么做的呢？就是有一些很爱主的姑娘一辈子（从18岁一直做到她们60、70岁退休）就到唐人区教导妇女、儿童英文班，圣经班，给这些老婆婆（这些淘金或者洗衣店的）、老华侨，给他们看信、写信、回信给家乡。总之，帮助他们很多，当时没有这么多社会福音机构。所以，教会给男士们常常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们跟家乡沟通，妇女和孩子们往往都是有主日学、认字班、英文班等等。所以，你看到了有宗派与教会的正面的意愿，要向华人传福音；当然也有向黑人或红印第安人等等。然后有妇女的自发性的传道、教导或者是怜悯的事工。
我父亲的教会（费城中华基督教会，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in Center），多年来有位女传道，她的头衔是“director of activity，活动主任”。这位Mackenzie，麦琴斯女士18岁开始就在一所美北浸信会的女子圣经学校（当时叫做基督教教育学校）读四年的书。从读书开始，一直到她退休，就在那个教会服事，那个是一个人的差不多传道的身份。但是在这个麦琴斯女士的旁边有各种各样的老太太、老小姐是多年（几十年）爱护华侨的。所以，除了牧师和长老的教导、宣讲和怜悯事工以外，我们理所当然应当鼓励平信徒也从事这个事工。
但是，有形的教会（就是十九世纪的长老会、卫理公会和浸信会）绝对没有做到能够动员所有的爱主的妇女、弟兄和平信徒。因此，有一些就有自发的开始这些慈善事工，不光是在唐人街开拓教会，其他的慈善事工他们都自发开展。我以前博士班的教授之一（指导教授）他研究Jane Addams，在芝加哥十九世纪中期（就是1850、1860年代）特别在芝加哥设立一个Hull House，就是给新移民各种的帮助的事工。
好了，现在要讲中国啦，刚才讲的是华侨在美国，现在要讲中国。在中国，宣教士的巅峰时期是1926年，也就是国民党北伐到了南京，非基督教运动屠杀之前的一年。基督新教的宣教士在中国有8000名；到了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历史称为清党之后，人数就跌到3000名，以后都没有振作起来。1926年8000名的西教士一半以上是从美国来的。
有一位Searle Bates贝德士学者，他写了一篇文章，收在John king Fairbank的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ese and America，哈佛大学1974年出版的《在中国和在美国的宣教企业》这本书里，这篇文章的题目是The theology of American Missionary，《美国宣教士的神学》。它里面告诉我们：一般20世纪的美国宣教士，平均都是受了基督教大学的教育，在四年的教育里面有念了三科圣经或者宗教学而已；相对于一般在美国牧会的四年大学再加三年神学的，他们只念两、三科宗教，在大学里面有好的宗教活动熏陶，大学毕业以后，过了一个礼拜，男女结婚，再过一个礼拜就坐船到中国去了；22岁的血气方刚，毕业、结婚就到中国去，一辈子。所以，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远不如留在美国牧养的。所以中国的神学教育，一般来说都是在最基层的程度，到了1960年代，赵天恩牧师说是来到一个“荒芜和危机”的状态。
好，那些到中国的8000名的宣教士，可能基本上要分为三类：一类是男的；一类是太太；一类是单身的女士（当然也有一些单身的男士）。所以，大部分是女性的，女性到了中国当然就培养出一些中国的妇女和姐妹们热心服事主。那么很明显的，这些女宣教士里面就培养出很多能讲道的姐妹们。所以，这个女传道的整个传统是在中国比在西方更加的普遍。
就是说：西方比较是牧师、长老（浸信会是牧师与执事，长老会是牧师与长老），比较少像刚才说那些老姐妹一辈子去爱中国人，那种自发性的；在这个正式架构里面（除了说那位麦琴斯女士，有一个小小的基督教教育大学读完），那些大学都很少学生的，不是很广泛。而在中国却不一样，中国二十世纪初（清末民初），“军*伐”、“五*四运动”、“清*党”与日本的战争等等，在这段的战乱的时期，很多的男男女女（男的，比方说：宋尚杰、计志文、伯特利布道团传遍中国；妇女的也有的），他们就很自发性地传起道来。
我的曾祖母（就是我父亲的父亲，我的祖父的母亲）是圣公会的Bible Women，我猜想大概是在1880年代，因为我父亲的1921年出生的，排在老四。所以，我的祖父应该是在1880、1890年代出生的，他的母亲已经是圣公会在宁波的Bible Women，这是个正式的名词，就是说圣公会给妇女（平信徒）有一个正式的地位的，叫做“Bible Women”。我所知道的，到了后来有了长老会或者是中华基督教会，他们会有一个传道的职务，叫做“Evangelist”，他用传道、宣教士这个名称，来称呼男传道、女传道。
到了今天的香港的中华基督教会，也就是长老会的后代，他们称这些没有按立的男传道或女传道。比方说在一个市区（尖沙嘴、某某教会），在新界、郊区一个地方设立一个布道所，那里有一位男传道或者女传道，就说女传道好了；这个女传道就叫做Evangelist，或者有的时候生命堂叫做教士，士师记的士。那这个教士，可能因为多年在这个郊区小乡镇那里做传道，可能她已经成为当地的主任。所以，你看《香港教会名录》很多的英文是“in church”，主任。主任是谁呢？某某女的传道或者教士。
所以，有形的教会就用各种变通的办法，让姐妹和弟兄接受神学教育，毕业之后做传道，甚至是带领一个教会，不过，往往不能施洗。所以，主任牧师或哪一个牧师从市区偶尔要跑到这个小地方，去施圣餐或者是施洗，这个是最普遍的大宗派的做法。当然，有一些后来就做了女牧师。女牧师这个传统，在西方是因为有了女权运动（1970年代）以后。所以，西方的女牧师与中国的女牧师，可能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历史的处境。
我再说一次，西方是因为本来教会忽略正式地设立妇女的教育与传道事工，所以，后来有了反动的妇女的“女权运动”（1970年代）。所以有女牧师跟没有女牧师的教会，这种不同、甚至乎争辨是很激烈的。中国是很自然地从清末民初开始，因为宣教士大半是女的，很明显地，她们就培养出女的传道人出来。但是，当时也没有这个按立女牧师的传统，西方过来的也没有按立女牧师的传统。所以，就有各种变通的办法，圣公会是用“Bible Women”，或者“Deaconess”女执事这个名称，来称呼女传道；可能长老会是用“Evangelist”教士这个称呼（比方生命堂就是用这个）；布道会是用“姑娘”；浸信会也是用“姑娘”， “姑娘”就是女传道的意思。当然，比方已故的王莺莺女士，她写了一本《我是女传道》，“姑娘”就是拿着黑的雨伞，拿着黑的圣经，穿着黑的裙子在长老后面走三步，跟着去探访的，没有地位的。但是，总的来说，问题就是教会没有处理这个问题。
到1949年之后的新中国，在中国，男的很多是受逼迫的，那是很自然的。中国大陆的传道人大部分是女性的，到了今天可能80%是女性的。这个是有历史的背景的，从清末的女宣教士为多数，到了战乱时期，这些姐妹被女宣教士训练出来，当然就传起道来；到了1949年之后的逼迫，然后你可以说，多加一个因素（不论中国人也好，世界哪一个民族也好），就是：往往男的信主的人数，不如女的。所以，有几种的因素，以至于女传道或者女牧师就大行其道。
好，我认为这是一个教会成熟的过程的一些很自然的现象。我自己是认同加尔文改革宗神学的。所以，我说：我愿意看到圣经的教会的治理/制度，能够在中国兴旺。但是，要让圣经的全部的道理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文化（特别是在全世界人数最多的文化里面）发扬光大，开花结果的话，是需要很长时间的。过去从西方的忽略，对不起，到弄假成真，就是没有正式的祝福，而女宣教士、教导、女传道，又在战乱的时期出来传道。在这整个没有计划的现象，要成为有计划的、有教导的，让教会成为一个成熟的教会，我个人的意见是要需要三代（75年）的时间。我可以等，很多人等不及，有些人就投降。我说：“我们要警醒，要继续地做主的工，直到（也祷告求神）让教会成熟。”
这需要时间，我看到在1990年代以前，或者2000年以前的中国大陆的大型的家庭教会体制，很多到了2000年之后已经打散比较少了。在2000年以前，那些过了一百万人的那些大的家庭教会的体制，很多都在遵守这些的规则，不过是用不同的方法。所以，很趣的，圣灵在光照不同的教会。当然，今天进入到二十一世纪，是不同的。我们要一方面维持长老的尊严，另一方面要重新的推动“全民皆兵（传道）”。长老有权威，但每一个信徒都要出去作传道，两件事情都要同时的推动的话，是需要圣灵的光照、智慧和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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