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与过客——再说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作者简介

林慈信:

出生于香港, 浙江慈溪人。 十四岁赴美至今。获宾夕法尼亚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历史系学士, 西敏寺神学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道学硕士, 神学硕士及获天普大学 (Temple University) 历史系哲学博士。曾着论文五百多篇, 在北美, 亚州各地讲学。现任美加 “中华展望” 总干事。

序言

1、《先驱与过客》代序 (I) – 陈佐人

历史的研究﹑反思与总结是人类智慧的泉源。正当世界历史急促迈向第三纪元二十一世纪之际﹐人类更加需要从过往历史中采摘智慧﹐作为现今世局的鉴戒﹐未来趋势的指标。历史的发展一方面是千变万化﹐出人意表﹐充满了吊诡与反讽﹐但另一方面﹐在历史变局中﹐过往的成因与现今的变化﹐总是有迹可寻。历史的延续性与偶发性相互作用﹐蕴藏无穷的契机﹐引发无尽的智慧。

在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中﹐西方的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与更正教在内﹐曾数次与中国文明相遇﹐产生了许多深远的思想交流﹐与及无数可歌可泣的人物传奇。但纵然经过数世纪以来的努力﹐基督教始终受着中国文化的顽强阻力﹐一直被视为异教与洋教﹐未能在此生根结果。各种原因﹐固然千丝万缕﹐但历史的研究与反思﹐却成了最逼切与最重要的第一步﹐使我们可以深思基督教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关系。

故此在过去数十年间﹐有不少华人基督徒与学者分别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出版了一些有关西方基督教在华史﹐中国基督教思想与中国教会史的专著。这些学者中较为人熟悉的吴利明博士﹑林荣洪博士﹑赵天恩博士﹐与及本书作者林慈信博士。以上四位学者﹐均于六﹑七十﹑八十年代负笈美国﹐以西方严谨的史学训练﹐完成了以近代中国与基督教为题的博士论文。

这些学者无独有偶,分别撰写了同一范畴的历史论文﹐绝非偶然之事。正如上文开宗明义所言﹐历史的研究与反思往往成为人类探讨问题的基本步骤﹐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与中国历史﹑文化的相遇﹐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故此若要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问题﹐历史的调查与研究为不可或缺的一步﹐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基础。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联与整合﹐分别可以从神学﹑哲学﹑社会学与其它学科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历史的关照与省思﹐却提供了基础性的资据与轮廓﹐作为其它学科的研究基础﹐与及连同其它学科一起的科际对话的引论。所以上述学者的博士论文研究﹐包括了本书的出版﹐可以说是为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问题﹐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第二方面﹐上述学者所探讨的范围﹐同时是以二十年代起及以降的年代﹐探讨中国基督教在当时社会变迁中的响应与言论。其中吴利明﹑林荣洪与林慈信博士更是分别集中研究当时最富代表性的中国基督教为首组成的”生命社”。吴利明博士于1970年在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博士论文﹐主要探讨了赵紫宸﹑吴耀宗与及当时中国教会领袖之一的王明道先生。林荣洪博士于1978年亦于普林斯顿神学院完成的博士论文﹐则探讨了在19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的严峻处境中﹐这些基督教思想家所致力作出的护教响应。本书作者林慈信博士在此的研究进路﹐是从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时代处境,来透视”生命社”成员作为五四人的焦虑﹐个别地勾画出赵紫宸﹑吴雷川﹑徐宝谦等人的信仰之路。

为什么在当代中国教会史﹐二十年代会如此重要﹖为何”生命社”的成员具有如历史此性的角色﹖因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中国社会与思想面临了惊天动地的转变﹐导致二十年代成为风起云涌的狂飙年代﹐不同形式的新思潮与言论﹐相继出现﹐相互倾轧,使当时的中国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思想战场。故此从思想多元化与特殊性来说﹐二十年代的中国具有十分独特的历史意义; 其次﹐从赵紫宸﹑吴雷川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发现他们当时所思想与探讨的问题﹐十分广泛﹐几乎可说是涵括了许多现今华人神学的课题﹐如宗教与文化、本色化与处境化神学﹑宗教信仰与政治﹑基督教与共产主义﹑国家主义等问题。这些昔日所采用的方法与结论﹐当然未必为现今所有人接纳﹐但这些历史的回顾﹐必然有助于我们从事现今的华人神学反省。

故本书的贡献乃在于其作为一本历史研究与反省的学朮著作﹐而其探讨的对象为二十年代燕京大学”生命社”的三位代表人物﹐即赵紫宸﹑吴雷川与徐宝谦。本书的独特之处﹐乃在于作者尝试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大历史脉络﹐来透视”生命社”成员的思想与信仰挣扎﹐正如林慈信博士在文中指出﹕

“在新文化运动的几年期间﹐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享有乐观的趋向。但这样的乐观在1922年受到致命的打击。中国基督教非但要卫护他们的信仰在思想上的完整﹐还要证明做基督徒并不阻止他们彻底爱国。他们是中国人﹐同时又是基督徒。这二种认同在个人意识中交织﹐到了1920年演化成了一个困难问题。生命社的成立与其所号召的’基督教的新文化’﹐具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国基督徒中最富有自觉性与最有劝说力的知识分子﹐对于基督徒和中国人二者合一之道理的探求与倡导。”

故此处于”五四”一代的 “生命社”成员﹐他们分享了许多”五四”人的共通思想与关注:向往西方的新思潮﹐致力摆脱传统的桎梏﹐满有救国的热忱。但这些崇高超越的思想﹐与每况愈下的中国国情﹐造成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深度焦虑。赵紫宸等”生命社”成员自然共有此种深度焦虑﹐但正如作者林慈信博士指出﹐他们因著作为中国人与基督教的双重身份﹐造成了更深一层的焦虑﹐一方面共有”五四”人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又要作为基督徒来响应非基督教运动的攻击﹐为信仰作出辩护。在这种多重压力的煎熬下﹐他们似乎无可避免地要在中国历史中扮演悲剧人物的角色。

基于以上铺陈分析﹐作者在书末作出历史评价时﹐提出了其独到的见解﹐强调在近代中国基督教历史中的悲剧元素﹕

“我们提出一个第三种的看法﹐也可以称作”悲剧论”。二十世纪的中国问题不可胜数﹐每个问题都很深刻。在二十年代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要求很高﹐要有一个既合理又能实行﹐还要是爱国的思想。……工作艰巨﹐时不我与。……我们要问﹕如果中国社会没有抱着这样迫不及待的心情﹐中国人到头来能不能觅得另一种可以采用的理想呢﹖”

林慈信博士在本书中﹐宏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脉络﹐来审视赵﹑吴与徐三人的信仰心路历程﹐不单从他们的著作中﹐分析他们的思想发展与转变﹐更尝试探讨与反映他们面对时代变局与思想挑战时的困惑与挣扎﹐由此突显了这些作为先驱与过客的历史人物的主体性﹐使他们成为有血肉挣扎的真实个体。所以正是因为作者所探用的悲剧观点﹐使作者能尽量探讨与显出”生命社”成员所处的困境与挣扎﹐由此亦成为了本书在中国教会史研究上的独特贡献。

本书原为以英文撰写的学朮论文﹐现由作者委托翻译出版﹐以飨广大中文读者。在译文之信达雅上﹐盼读者能多为雅正。本书虽为学朮性之著作﹐但作者之写作原委与关注﹐乃是因着其个人之基督教信仰﹐及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度关切之情。作者林慈信博士﹐在从事历史学者的研究之外﹐多年来更致力华人教会与中国福音之圣工。深盼此书能为主所使用﹐造益广大的读者与华人信徒。

一九九五年四月 于美国 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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