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徐宝谦的唯爱道路
在中国教会史上, 徐宝谦远远不如赵紫宸、吴雷川那么突出。徐宝谦没有神学巨著, 也不像赵紫宸那样专注于本色化神学的研究。他没有吴雷川那么激进。他只是一生努力活出基督教的爱、牺牲、和服务精神。然而, 对徐宝谦生平的研究, 或许更说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生命社成员所面临的各种难题。
徐宝谦比吴雷川年轻得多, 也比赵紫宸小四岁。如按年代划分的话, 徐宝谦可排在”五四师长”那一代的末尾, 或者说, 他介于”五四师长”和”五四青年”两代人中间, 因为他既背负着”五四师长”一代对他的殷切期望, 又兼有”五四青年”的时代精神。他的梦想是看到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他认定这个新中国(在他心目中, 新中国是”基督教新文化”的同义词)的诞生是可能的, 他怀着这样的信念去拓展、去行动。 徐宝谦与众不同的特点是, 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常说”知行合一”。他不仅仅是一个职业教授, 而且更是一位实干家。因此, 对徐宝谦的研究将不注重他的思想, (这就不同于赵紫宸、吴雷川的研究。) 而注重他的生平活动。虽然徐宝谦也有一些与赵紫宸、吴雷川不同的思想观点 (譬如他的唯爱思想和中日合作的观点), 但是最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基督教新文化运动及其危机的, 是他的实际生平, 而不是他的思想。
徐宝谦和他的同代人一样, 没有看到”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实现。而他所体验到的失败不是在思想方面, 而是在行动范畴。他仕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服事中, 在学生基督教运动中, 尤其在黎川的乡村建设中。在这些具体的行动中, 他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理想的幻灭。然而, 就是在这种”失败”中, 徐宝谦的生命也蕴藏并体现了一种积极意义。他信仰真诚, 甚至在临终的前一刻, 他以自己的生命把好撒玛利亚人的善行昭示于人。大致说来, 徐宝谦的生命可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皈依基督教和早年的服事; 第二时期包括1921年到1935年的负笈美国和北京生涯; 第三时期是他从1935年到1944年的晚年生活。
一、皈依基督教和早期服事
徐宝谦出身于书香门第。幼年随伯父诵读儒经, 十几岁时入绍兴县立中学, 于1910年进北京税务专科学校。在离家求学时, 伯父要他答应不做三件事, 就是”不剪发辫, 不作革命党, 不入洋教”。结果到了1913年, 这三件事他全做了。 [1] 辫子是19101年(民国成立前一年)剪去的; 他也醉心于”革命思想”, 追随革命, 寄希望于”同盟会:, 深信中国需要培养社会领袖。同时他对复兴儒学也感兴趣, 在北京, 他曾加入北京:凡孔教会”, 后发现该教会政治色彩太浓而退出。 [2] 他在税务学校学习时其母去世。
大约在这个时期, 基督教青年会开始在北京工作。基督教青年会的起源追溯到1841年, 那一年伟廉士(George Williams)在英格兰的利物浦招收十一个儿童, 教其”应用课程”。北美的第一青年会成立于1851年。青年会事工的前题是:人基本上都是可以教育好的, 培养”基督徒绅士”的理想也可以实现的。他的事工具有双重目的, 包括”今世成功”和”来生得救”。基督教青年会参与学生工作始于威须德(Luther Wishard)。他于1875年从汉诺威转到普林斯顿, 于1877年创建基督教青年会大学协会, 并出任第一届干事。而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既服事大学生, 也服事城市的青年工人。最初的学生团体于1885年成立。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第一任干事李安(David Willard Lyon)于1895年抵达上海, 他和后来的同工们主要在几个港口城市服事中国的商人、学生以及为数不多的传统儒家学者。这些人形成了中国社会与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西方相互接触的”边缘地带”。青年会在中国首创体育教育、 民众教育和社会工作。它组织形式极富弹性, 试图在中国工作的初期便推行领导管理和经济方面的本色化。
徐宝谦对基督教青年会所举办的讲座极感兴趣。虽然这些讲座总是涉及政治的问题, 但主要信息十分清楚: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核心。1912年除夕, 徐宝谦和他的同学张钦士决定每日读一章圣经, 认真研究宗教问题。1913年穆德(John R. Mott)和艾迪(Sherwood Eddy)来中国演讲, 徐宝谦听了他们的布道, 之后又参加了查经班。六个月的学习之后, 他得出结论:耶稣确有崇高的人格, 基督徒信仰的确真诚。此时, 他还不能理解基督的神性, 也`不能解决创造论和进化论之间的矛盾。直到1913年在卧佛寺举行的夏令会中, 燕大的社会学家布吉士(John S. Burgess)为徐宝谦解答了这些理性上的难题。布吉士还送他一本汤姆生(J. Arthur Thompson)的《自然的圣经》。他读后发现进化论不仅与创造论没有冲突, 还可反证创造论的合理性。他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何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布吉士答道: 只要效法耶稣, 我们也可以成为上帝之子。他因此”顿悟’, 决志信主。在夏令会上, 他声明要皈依基督的三个理由是:一. 耶稣人格的伟大; 二. 所见信徒言行的真诚; 三. 科学与宗教并无真正的冲突。 [3]
需要说明的是徐宝谦同时无意放弃他的儒家思想。更为碓切的说, 徐宝谦信基督教可以补充儒家的不足。他看到了两个不同思想体系之间的三个不同之处。一是基督教有”连续性”, 儒家没有; 儒家只是谈生, 不谈死, 不谈鬼神存在的问题, 而基督教追本求源, 认为上帝是万物之根; 二是孔子强调社会习俗和礼仪的改革, 而耶稣则强调内在的改革, 即人的生命的改革; 三是孔子周游列国, 企图以政治手段达到个人目的, 而耶稣则是人民的朋友。孔子的方法是从上到下, 而耶稣的方法则是自下而向上。徐宝谦在他的圣经的封面上写道:”基督教简单扼要, 力能起死回生, 把血肉加于白骨之上。” [4]
徐宝谦皈依基督教之后, 立刻感受到那种持久的宗教经验。从夏令营返城的路上, 他觉得路旁的树和鸟都在对他微笑, 他认为这种经验正如圣?费朗西斯(St. Francis旧译圣方济)对动物的讲道一样。他读经, 祷告, 阅读基督教书籍, 参加查经和各种教会活动。有时他会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 但他一想到耶稣, 便立刻确信宇宙中的确有一个超理性的真实存在。在他的基督徒生活中, 他从来没有失去这种主观的、个人的宗教体验。
和吴雷川一样, 徐宝谦信主后立即向别人传福音。他告诉伯父自己已信基督教, 同时还寄给伯父一本圣经。这时, 他的伯父已经剪去了辫子, 但还不愿”信洋教”。寄给他的那本圣经, 直到数年后他皈依基督, 成了一个极热心的基要派基督徒后才派上了用场。他是因为浸信会的宣教士到了徐宝谦家乡, 开创了日间浸信会教堂后才信的。徐宝谦和他的伯父对基督教的理解并不一样, 一个是自由派, 一个是基要派, 但二人却能互相谅解, 叔侄关系一直很好。徐宝谦还带自己的妻子和弟弟信了主。
徐宝谦并不仅在自己的家中带人信主。1914年夏, 他参加了浙江基督教青年会的职员训练班, 同年秋, 他当选为校内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同时, 他清晨五时即起床, 和其它基督教同学一起在无取暖设备的教室里祷告。他和学生会9主席丁贵堂一起, 扫除学生宿舍里流行的赌博恶习。他还组织查经班, 亲自带领查经。1913年12月28日, 这个年青的基督徒在米市街(现在东单北大街)中华基督教会受洗, 施洗人是诚静怡。
与此同时, 徐宝谦也介入大量的社会服务工作。1914年, 他和布吉士一起组织”社会进步社”(Social Progress Club), 三百多名学生参加了这个社团的各项服务, 如办理平民夜校, 进行社会调查, 对大众演讲, 救济灾荒等。他声称, 这是北京(也可能是全国)第一个各校联合参与的服务团体。1915年, 他以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税务专科学校, 但他的教会服事并没有因此终止。他也考虑到自己的前途。在税务局的工作薪俸优越, 但中国获得关税自主权之时尚远, 而税务局的工作无助于他服务社会的崇高理想。中国社会之需要逼在眉睫, 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更适合徐宝谦的理想。由于布吉士的鼓励, 又经过好几个月的考虑与祈祷, 他决定放弃税务工作, 加入青年会做全时间的同工。他的家人以及税务署和税务学校也都赞同他的决定。
徐宝谦加入青年会后开始在北京西城区做学生工作。万事开头难, 初期工作相当辛苦, 他要先找到校传达室, 索要一份学生名单; 根据这些名单, 逐个探访; 然后才在校内成立查经班, 举办讲座, 开展活动。1915年后, 他的工作范围扩,大东城区学生工作也归他管。他的工作还包括指导社会服务社和宗教研究社(后者为一主办演讲系列的校际组织)的工作。他和学生的关系极好。南京大学的教授沈宗瀚所写的回忆录中, 讲到当年他在北京时和徐宝谦的友谊。徐宝谦常常推荐书, 特别是传记给他读, 为了帮助他学英文, 徐宝谦亲自为他修改英文日记。后来沈宗瀚去了南,大徐鼓励他在南大农学院开查经班, 并特别介绍一位圣公会传教士每周六去带查经。1975年徐宝谦逝世三十周年纪念时, 沈宗瀚专门撰文, 缅忆当年徐宝谦的事奉和他们之间的友谊。 [5]
徐宝谦皈依基督教, 并热心参与教会服事; 这一转变过程, 是一部份中国学者、商人子弟西方化和都市化的典型过程。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 “学而优则仕”的旧路已被堵死, 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步入现代教育机构, 接受西方教育。清代皇朝已被推翻, 中国人民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恢复关税自主权是众望所归。而徐宝谦在他的税吏生涯中无法表达他的民族主义意识, 基督教自由派的影响和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反而成全了他的初衷。基督教青年会无疑是在中国城市做城市青年工作的, 所以徐宝谦的皈依基督教也是他西方化、现代化、都市化经验中的一部份。1910年代, 许多青年通过青年会而皈依基督教, 徐宝谦只是其中一例。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也是有代表性的, 他的神学亳无独特或标新立异之处。他在基督教青年会服事予六年, 于1921年赴美一到纽约协和神学院深造。
二、学者生涯和唯爱之路
徐宝谦在纽约住了五年。1921年秋, 他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读宗教教育, 1922年秋, 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哲学。他回忆说协和神学院的教授鼓励他进行神学和哲学的综合研究, 而哥大的教授, 特别是杜威(John Dewey), 对宗教却持批评的态度。徐宝谦试图用实际主义作为标准来检验宗教, 杜威认为这种作法可以接受, 条件是那些宗教概念首先要合理, 然后才可以检验。杜威给徐宝谦留下了颇深的印象。徐宝谦也常常对美国听众讲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的学生运动。他曾经在乡下一个农家渡过好几个星期。他对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青年颇感兴趣, 读了林羲法官(Judge Lindsey)的《青年革命》(Revolt of Youth)和当时的《青年历险记》(Adventure of Youth)。他和黑人同学同住一室达一年之久, 也交予许多日本朋友, 渐渐消除了以前对日本人的憎恶感。1924年时, 他已成为信念坚定的唯爱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
徐宝谦的美国经验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他更加确信基督教是创造一个新社会和为人类提供一个新存在的动力, 因而应该从历史的角度和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基督教。美国的教会不能体现真正的基督教精神, 这个任务就落在了亚洲基督徒身上。美国文化太偏重物质, 需要一种”精神文化”来补救。美国社会中的种族歧视将成为对美国文化的一种威协。而美国的乡村生活和美国基督徒的家庭生活则是令人羡慕的和值得效仿的。 [6]
总的来说, 徐宝谦的旅美经验拓宽了他的文化视野。他抓住一切机会, 细心考察美国生活的各方面。住纽约三年最大的战果则应该说是他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唯爱主义思想。1924年, 他撰文表达他的唯爱主义观点, 并为中、日两国基督徒如何互相理解、建立友好关系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组织基督徒学生旅行团; 中日两国大学可交换教授讲学; 双方可彼此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化; 要用一种团结的精神, 努力消除种族偏见。十年后, 他仍然恪守这些信念, 但他承认在实践方面亳无进展。
在中国做个唯爱主义者颇不容易。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不喜欢徐宝谦的观点。徐宝谦对共产主义者大讲非暴力和博爱; 对三民主义者, 则晓以国际主义和四海兄弟的观点。徐宝谦回国后任唯爱社总干事。这个职务原由宝广林担任, 但宝广林于1927年改变观点, 提倡暴力与革命。1928年, 大部份唯爱社中国会员放弃了国际主义和唯爱主义思想, 吐唯爱社前程渺茫。徐宝谦为此深感惋惜。吴耀宗原来也是唯爱社的成员, 1930年放弃和平思想, 投身救国运动。
1924年徐宝谦回国后, 在燕大教授宗教学, 同时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他在燕大的宗教课是必修课, 但他认为不可硬性规定必修, 曾在教授会议中提出反对意见, 因此被称为教授中的”忠实反对派”。在基督教青年会中, 他依然主持北京的学生工作, 手下有二十多名干事。但正值非基督教运动如火如荼之时, 基督教青年会虽然同工队伍庞,大实则”空空如也”:已经几乎没有学生愿意加入青年会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人员, 如齐尔之(John Childs)开始重新评价自己信仰的绝对性, 结果竟放弃了耶稣的绝对性和靠祷告接受上帝启示这些信念。徐宝谦也因非基运动的发起而患失眠症达六个月之久, 最后去海滨住了四个月才得以恢复。他身为生命社和《生命月刊》的创始人、教授、社会改革家、基督教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 此时默默地承受了非基运动的巨大冲击。
1926年燕京大学自北京城内迁往郊外新址。徐宝谦辞去基督教青年会职务, 随学校一同迁至郊外。在校园新址, 他帮忙筹建了”燕大基督徒团契’。这是一个教师、学生和职工自愿成立的组织, 唯一的”教条”是要求团契成员做”追随耶稣基督”的个人承诺。他说这样的团契是中国各大学中的第一家。燕大基督徒的团契有好几个独特之处。赵紫宸、刘廷芳等人所译和所写的赞美诗总是在这个团契的聚会中首次推出; 而本色化的崇拜仪式和祈祷文也是在这个团契中首创并首次被使用。1931年出版的《团契赞美诗》中许多首都是赵紫宸专门为团契所写。徐宝谦每星期五晚主持系列团契聚会, 会上大家交流宗教经验和分享见证。徐宝谦于1934年选编的《宗教经验谈》一书, 好几篇都是团契聚会时的见证记录。除了燕大团契的工作之外, 他还参与”中国学生基督教运动”的二作, 该组织是青年会工作的结果, 多由非教会学校的学生组成。
1930年至1931年, 徐宝谦任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特别干事, 在欧洲小住。他对丹麦印象极好, 认为是基督教国家的典范。他也深受巴特 (Karl Barth)的神学影响, 他所总结的巴特神学思想, 更像基督教基要派神思想的概括, 可见他对这位瑞士神学家的理解并不深刻。1931年到1932年他再赴美国, 参加各种会议。徐宝谦193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毕业论文是”新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现实主义”(Ethical Realism in Neo-Confucian Thought)。
徐宝谦于1932年回国, 任燕大宗教学院代理院长, 兼《真理与生命》总编辑。这两个职务本由赵紫宸担任, 赵休假一年去英国小住, 故由徐接替。此时已经是政府颁布《私立学校立案规程》六年之后了, 徐宝谦发现学生们似乎对宗教亳无兴趣, 宗教学院的学生仍然寥寥无几, 而且燕大也几乎与世隔绝, 与别的基督教团体并无联系。凡此种种, 都令他感触良多。他还参加了”和平社”, 这是一个旨在推动学生基督教运动、改良乡村生活、实验基督教共产主义的小组。他也奔走于南北两地, 在各种会议和场合发表演说。又将一个平信徒外国差传调查报告”差传的再思”的前四章译为中文。
迄此为止, 徐宝谦的生活与赵紫宸的生活并无两样。他一面执教, 一面参与各种活动。在国外住了五年,前三年是学生, 后来则是教授和学生工作者。他试图在都市筑起象牙塔, 也竭力在中国和西方之间建桥, 但他必竟是一个恪守”知行合一”的人, 1935年所作的抉择就清楚地表现出了他的实干精神。
三、民众的呼唤: 黎川乡村重建经验
1935年3月, 徐宝谦接到邀请, 前往江西任黎川实验计划的总干事。黎川计划是教会主理的乡村建设实验项目, 为中华基督教协会所支持, 亦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提议, 并邀请教会参与这项计划的。 [7] 江西原被国民党占领, 后又被国民党部队收复, 宋美龄的本意是把这个地区交给教会来重新建设。黎川计划的组织者原来是出生在新西兰的美国卫理会宣教士席普德(George Shepherd)。1934年, 席普德招募了几个大学生开始工作, 1935年, 席普德的差会召他回美, 故邀徐宝谦前来接替。徐宝谦本来对乡村重建就感兴趣, 便认真思考此邀请。他征求燕大同事的意见, 大部份人不同意他离开燕;大他夫人则理解和支持他, 而黎川计划全体同工则一致极力邀请他前往。为此挣扎了两个月后, 徐宝谦于五月十五日决定接受这个挑战, 并于六月十七日只身前往黎川, 将妻儿留在北京。从此徐宝谦开始了两年的乡村重建工作的经验。 [8]
据徐宝谦叙述, 他之所以接受乡村建设工作是出于宗教信仰, 因为他想到一些代代相传的宗教领袖如耶稣基督和圣?费朗西斯, 当他们听到苦难中民众的呼求时, 不仅愿愿意与人民一起受苦, 而且立即行动起来。但现今许多人不敢与劳苦大众认同, 不敢响应”到民间去”的呼召, 总是在为自己找理由。诚然经济原因、家庭责任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徐宝谦自己也为这些问题挣扎许久。黎川计划给他的工资是每月三十元, 而他在燕大的薪水是这个数字的九倍。既便是把家中所需费用压到最低限度, 减去所有的娱乐费、应酬费和奉献额, 至少每月还需要一百七十元。他的小女儿患肺病, 更需要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然而, 徐宝谦坚信知识分子必须与民众结合, 到民众中去正是解决贫富不均、沟通劳心者与劳力者的最佳途径。经过两个月的祈祷、思考、搓商、通信, 他意识到是上帝呼召他去黎川。做了这个决定后他心中顿觉喜乐与平安。他回忆起二十年前他放弃税务局工作进入基督教青年会服事的决定, 二者何其相似。1935年, 他又一次留心聆听了同样的呼召。 [9]
徐宝谦并没有写出系统的乡村重建理论, 但从《真理与生命》所连续转载的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所采取和倡导的几项原则。由于乡村建设运动首先是一个”精神运动”, 乡村重建工作者的品格便极为重要。他必须能牺牲自己的意见, 总要考虑到公众利益, 尊重他人, 遵守纪律, 乐于埋头苦干, 不出风头。他鼓励知识分子出身的乡村重建工作者反诘自问: 吾人从事农运之动机何在?为趋时耶? 为发挥领袖欲耶? 吾人从事农运, 其准备是否充份? 态度是否适当? 有健全之身体否? 能吃苦耐劳否? 无意之中, 是否轻视劳作? 能通力合作否? 有共同修养否? [10]
这个运动是”精神”的, 他们就应该为乡村重建运动奠定”精神基础’。徐宝谦认为, 中国社会不平等的问题是否能解决, 全看知识分子能否与民众结合, 能否以身作则, 做出克己奉公、道德高尚的榜样来。
乡村重建运动是服务理想与科学精神的结合。专业技术是必不可少的, 为此徐宝谦呼吁农学和医学专家来帮忙。他梦想中的农村计划是高质量的。他常向着名的北京协和医院和南京大学呼吁, 请他们多派学生、学者参加黎川计划, 但收效甚微。
乡村重建必须以乡村为基地, 不能以城镇为中心。1930年11月到1931年4月, 一个农业专家布特菲德(Kenyon Buttefield)来访, 提出一个”农村社会教区”的主张, 即由一个受过特别训练的”牧师”来管理”教区”, 而教区是农村工作的核心。徐宝谦不同意这个主张, 认为这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方法, 而中国需要的则是一个以乡村为中心的农建运动。
徐宝谦深信乡村重建运动必须本色化。换句话说, 是让人民自己帮助自己, 要尽可能地利用本地人力和经济资源。他在日记中写到:”农村建设必须以农民为主体。如果我们替农民做, 无论成绩怎样好, 还是不能生根, 更谈不上开花结实。” [11]
徐宝谦认为, 乡村重建运动不是劝人信教的工具, 运动目的不是传福音, 而是建设一个基督化的农村社会。这个社会目的本身就含有宗教意义。有人批评徐宝谦没有直接把宗教内容带进黎川计划。 [12] 但从他的日记中我们知道, 他至少做了一件纯宗教意义的事:他在黎川办了一个教义问答班。他在1935年1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在黎川传福音不能靠话语, 而是靠生命。但如有人愿意进一步认识基督教, 欢迎到这个问答班来听, 问答班每周活动一次。 [13] 除此之外, 徐宝谦在黎川从事的宗教活动多是针对黎川计划的工作人员, 或是外边的团体, 而不是针对黎川人民。
黎川计划虽然目的并不是建立建会, 但因为基督教参与整个计划,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计划”, 与政治并无直接关系。徐宝谦也无意参与政治。然而到了1936年, 碍于当地政府的压力, 他又不得不重新考虑某些政治因素。由于他的参政, 黎川计划受到全国基督教协会和其它基督教机构的严厉批评。黎川计划虽然不是一个政治项目, 但该计划一开始就与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物蒋介石的夫人有密切关系。徐宝谦自己又成为国民党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的领导人, 他的日记中也记载自己参与了不少推动、宣传新生活运动的会议和运动。徐宝谦意识到:没有政治背景支持, 社会重建不可能彻底; 而有政治背景支持, “意料不到的后果”又接踵而来。或许徐宝谦也担心自己陷进国民党政府的政务之中, 他必须作出选择。
徐宝谦从1935年3月15日到1936年5月31日的日记记载了他的每日行踪。我们无意去综合这些内容, 但从这本流水帐式的日记中可以发现徐宝谦这期间工作之辛苦和处境之艰难。他常常四处奔波, 难得安定下来。从1935年6月24日他第一天到达黎川, 到1936年6月24日这一年期间, 他在黎川待了198天, 其它167天则是四处奔波, 行踪遍迹全国。他必须与各级政府官员联络, 从县级到省府, 最后直至中央; 他需要从学校招募专业人材, 所以农学院、医学院又是他频频到访的地方; 他不得不周旋于当地各界领导人物之间, 与他们保持友好关系; 他又要唤起各宗教团体、教育机构各来参与和支持, 南昌、南京、上海、汉口、北京等大城市, 是他常去演讲、鼓励的工场。他交友甚广, 结织新交, 重访旧友是他生活的一部份。1935年12月16日至1936年2月4日, 他离开黎川回家渡假。但他只在北京与家人团聚28天, 而这28天中倒有7次应邀与朋友”餐叙”, 15次应邀出席会议演讲。他在黎川逗留最长的时间是50天。在黎川的日子里, 他同样忙于黎川计划的各种行政会议和职员会议, 忙于接待各方来客:从政府官员到北京地质调查所来客, 从基督教青年会同工到外地学生、医生、各界人仕不等。此外, 他还要读书、写作、做研究。他的整个生活像一个公共关系部的主任, 他的日记中记满了与人吃饭、会面的日程安排。不幸的是在这些浩繁如海的应酬中, 他只有四次与当地农民接触。徐宝谦抵达黎川不久, 便意识到黎川计划艰巨, 困难重重。
最大的困难是招募同工。尽管徐宝谦已竭尽全力, 他所能动员的学生、医生、农业专家依然是寥若晨星。曾有一个医生来过, 但只待了两天就走了。另一位医生信中写到他愿意来黎川服务的满腔热情, 但他无论如何不愿意接任县医院院长的职务, 他在黎川也只待了十五天。有一些医生, 其中有一些是外国人和护士留了下来, 但职员的不足是个周期性的问题, 因为他们一两年后就会离职, 很难把他们长期留下来。徐宝谦的日记中记满了这样的”欢迎会”和”欢送会”。他意识到在人员流动频繁的情况下很难作长久计划。
其次是黎川计划的工作人员之间无法同心合力。这些问题显然在徐宝谦来之前就存在了, 这也是徐宝谦迟迟不作决定的原因之一。他属下的一位职员写信给南京大学的同事, 散布谣言中伤徐宝谦。后来徐宝谦到南京出差时发现了这事。他回黎川后面质此人, 此人竟无言以对。他即将其辞退。这事发生在1936年4月17日, 是时, 徐宝谦上任还不到一年。 [14]
黎川计划的经济困难也甚严重。工作人员除食宿外每月只有30元的工资。这样菲薄的报酬难以吸引医学和农业人才。宋美龄于1939年停止赞助。黎川计划以基督教试图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开始, 但最终因为上述难题而宣布失败。 [15]
徐宝谦为了黎川, 为了乡村建设, 可谓竭尽全力。燕京大学本来给他一年假期, 后又延为两年。但徐宝谦年终休假返京后, 和夫人一致决定辞去燕大教职, 把家搬到江西。1936年4月24日, 徐宝谦举家南迁。然而不久, 他却被无端要求辞去黎川计划领导职务, [16] 据说是因为他与西人同工不能合作。”西人”可能指席普德, 此人在美休假期满后又回到黎川, 任副总干事之职。 [17] 徐宝谦即携家人前往上海泸江大学任教。中日战争爆发后, 他开始致力于另一平生所爱的工作:中国基督教文字工作。他协助建成”载社”, 翻译霍铿(William Hocking)的《上帝在人类经验中的意义》(Meaning of God in Human Experience); 还译了奥古斯丁的两大名著:《上帝之城》和《忏悔录》。
四、徐宝谦形象: 知行合一的圣徒
1944年1月17日, 徐宝谦乘坐一辆邮车, 颠簸行驶在从成都去重庆的崎岖山路上。徐宝谦所属的教会公理会在重庆召开伤兵救护队的研讨大会, 邀请他前去演讲, 以鼓舞士气。当时来往成都、重庆两地之交通十分不便, 他费了很多波折才搭上成都赴重庆的邮车, 订得邮车司机旁的座位, 与司机同坐在驾驶室里。途中他看见邮车后边车厢中一妇人坐在累累邮包之颠, 受尽颠簸之苦。便主动与她调换位置。车近重庆时, 司机不慎, 邮车倾覆, 徐宝谦被压在邮包之下; 遂急送重庆中央医院抢救, 但终因修势危重而于1月20日不治而逝。他去世前四个月, 曾为记念自己受洗三十周年着《三十而立》一文, 其中, 他录取圣保罗所说的话自勉: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 乃是理所当然的。”(罗十二 : 1) [18]
综而观之, 徐宝谦的一生有这样几方面的特点与意义:
他的一生历尽波折。1912年, 曾违背伯父意愿做了基督徒; 1915年又放弃了税吏职务成为荏基督教青年会全时间同工; 1921年至1924年在纽约逗留的三年期间决志爱日本人如兄弟; 1924年的非基运动使他失眠长达六个月之久; 1935年整整两个月祈祷、默想是否去黎川工作, 在黎川因同工不和使他夜不能寐, 常常午夜惊起, 灵修祷告。他有一副柔软心肠, 每做决定必深思熟虑, 也尊重别人意见, 常虚心讨教, 而一旦作了某种决定, 必开诚布公。甚至他不掩饰自己是否要继续在黎川工作的犹豫心情, 对同事们直言相告。他确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不仅如此, 他是一个组织者。早在1914年, 他和布吉士一起发起”社会前进社”。1919年又与胡学诚一起发起”基督教新文化运动”, 创建生命社。1915年至1921年间, 他在北京校园组织查经班和各种宗教讲座。仔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进修时, 任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主席。回国后他又领导了有二十多名职员的北京基督教青年会。1932年他出任燕大宗教学院院长, 主编《真理与生命》刊物, 是”唯爱社”干事, 又参与创建了燕大团契。他是黎川计划的总干事, 也是基督教文学机构”载社”的干事。他从青年时期开始参与一项又一项的工作。他兴趣极为广泛:神学教育, 学生工作, 乡村重建, 基督教文学, 唯爱主义, 国际主义等等。然而他总是把理想付诸实践。
他也是一个宽容的、折衷的思想家。他神学中的耶稣具有深刻的宗教意识和完美的道德准则。除此之外, 他不曾提供别的教义。他把他的信念置于一个”实行”的假设(Working Hypotheses)的框架内, 可以随时修正和改变。 [19] 他想综合东西方思想, 调合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非基督教文化, 并把理想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可能他的关于”伦理现实主义”的信念最能表现他自己的特点:
……相信宇宙中有一个秩序, 相信这个秩序是伦理的,……既仁慈又真诚; 相信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真实的, 不是梦境; 相信每个人都有, 通过教育和自修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这种人生哲学和世界观便是站得住的, 甚至是行之有效的。 [20]
徐宝谦相信宇宙中有一个真实的伦理秩序。而令人感动的是, 他要这信念付诸实践。是他(代表着基督教青年会)的这种”道成肉身”, 他的以生命所显示出的爱、服务和牺牲的崇高精神, 展示了他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的意义。
注释：
- West, 67。
- 徐宝谦, 《二十年来信道经验自述》, 真理与生命, 7:7 (1933, 5-6), 页28-29。
- 同上文, 页29-30。
- 同上文, 页30。
- 沈宗瀚, 《忆徐宝谦博士》, 传记文学, 26;2(1975, 2 第一五三期), 页13-16。
- 徐宝谦, 《二十年来信道经验自述》, 真理与生命,8:3(1934,5), 页115-117。
- James C. Thomson Jr.,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页43-121。
- 徐宝谦, 《黎川服务日记》, 真理与生命, 9:5-6(1935,11), 页295-300。
- 徐宝谦, 《民众的呼声》, 真理与生命, 9:4(1035,6), 页188-192。
- 徐宝谦, 《黎川服务日记:二续》, 真理与生命,9:8(1936,1), 页472。
- 徐宝谦, 《黎川服务日记》, 真理与生命, 9:5-6(1935,11), 页289。
- Thomson, 页119。
- 徐宝谦, 《黎川服务日记:三续》, 真理与生命, 10:1(1936,3), 页21。
- 徐宝谦, 《黎川服务日记:五续》, 真理与生命, 10:4(1936,6), 页221。
- Thomson, 页121。
- 吴利民, 《徐宝谦:一个知行合一的基督徒典范》, 《清风》21:1, 1978; 页31。
- 沈宗瀚, 《忆徐宝谦博士》, 页15。
- 谢扶雅, 《忆徐宝谦(1892-1944)》, 传记文学, 26:1(1975,1, 第一五二期), 页19-20。
- 徐宝谦, 《基督教在中国的前途:一》, 真理与生命, 1:12(1926,11,30), 页334。
- 徐宝谦, 《新儒学的伦理现实主义》, (Peiping N.P., 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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