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与当代教会：改教运动500年_07 宗教改革以来的复兴运动_下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弟兄_文字：James弟兄
现在我们来看，既然加尔文和他的学生们，有英格兰的清教徒，还有苏格兰的长老会，还有法国德国荷兰的改革宗等等，这段历史是怎么写下去的呢？刚才我说，假如我们看加尔文是起点的话，我们可以说英格兰的清教徒是第一代复兴运动，假如不算宗教改革是第一代，你说那个是开始的话，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加尔文改革之后，英格兰的清教徒是第一代的复兴运动，从教会内部劝人悔改，投奔十字架，信靠耶稣基督，追求有得救的确据，清教徒是第一波的复兴——教会内部的复兴而不是搞奋兴布道、培灵大会，那个是大会而不是真正的复兴，真正的复兴是圣灵特别地赐下悔改的恩典。
清教徒这种的注重悔改、良心、十字架、得救的确据这种的信心，不久之后在荷兰也发达了。在荷兰也有一次好像清教徒这种的复兴运动，教会历史称它作第二次宗教改革，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现在，荷兰那个时期的领袖们的书籍陆续翻成展中文了，比如说，《理所当然的侍奉》，Wilhelmus Brakel（布雷克），从荷兰，第二波又传到德国，这个要到1700之后，德国当时路德宗或信义宗的教会已经开始僵硬化，就是说因信称义就变成相信因信称义这个教义的信心，你因着这个就可以称义，有教义，有正统的教义却有真正的生命的人就不多了。所以就有一次敬虔主义的运动，留下来就是莫拉维弟兄会。
再来，清教徒是加尔文之后的第一波复兴，荷兰第二波，德国第三波，但是经过了清教徒跟荷兰的第二次宗教改革之后，到了德国路德宗世界里的敬虔运动，就不好像前面的加尔文、清教徒跟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就不像他们是从教义那里提炼出对人灵魂、人心里面要讲的信息，打动人的心，催逼他们到十字架的面前，到了德国这个第三波的时候，他们不要这些的好像很理性的教义，而比较注重个人对主耶稣基督的爱。他们中间有一位领袖就是Count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尼古劳斯·路德维希·青岑多夫，又译新生铎夫），他写很多关于我们的心怎么爱主耶稣基督的圣诗、歌词。
第三波又传到哪里呢？从第三波就传到约翰卫斯理了。当约翰卫斯理从英国去北美洲乔治亚这个殖民地当牧师的时候，他还没有清楚重生得救的，但是在船上他遇见这些德国的莫拉维的弟兄们，他们在暴风雨中的平安、唱诗、喜乐这整个见证就感动了卫斯理，所以最后他回到英国就很清楚地知道、经历到主耶稣基督赦免他的罪，他信了主了，他得救重生了。
好，再重复，加尔文之后第一波是清教徒英格兰，传到第二波荷兰，第三波传到德国，这个弟兄会莫拉维弟兄会，第四波就是约翰卫斯理，到了约翰卫斯理那个时期，除了约翰卫斯理以外，改革宗的有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还有George Whitfield乔治.怀特菲尔德，这两位是改革宗的。卫斯理他从小受到父母亲很敬虔的熏陶，事实上约翰卫斯理一家十几个兄弟姐妹，十多个，他们所接受的绝对是一种清教徒的家庭教育，他们父母亲怎么管教他们，影响他们，都是清教徒的一些敬虔的智慧，除了一点，就是约翰卫斯理的母亲苏珊娜是非常不喜欢上帝的拣选和预定这个教义，除了这一点以外，其它的约翰卫斯理所经历到的就是典型的清教徒的家庭生活，可以参考台湾高雄圣光神学院出版的一本书叫作卫斯理的根，卫斯理的根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就是典型的清教徒的家庭生活和教养的孩子们的模式。
约翰卫斯理、爱德华兹和怀特菲特他们奋斗在英国跟北美洲，讲道，讲悔改的道，一部分是改革宗加尔文主义的，卫斯理那边就不是的，所以那次的在英格兰称为是福音的大觉醒，Evangelical awakening，在北美洲称为Great awakening，大觉醒。我们可以说到那是第四波，是最后一次教义、真理、神学和悔改、灵命并重的一次复兴。之后，有1790年代在美国的南部的复兴，之后有1858年或者1860之后以慕迪先生为象征领袖的所谓复兴运动，1900年的第一波的灵恩派，到了这三件事情1790、1860年代，然后1900年代，这些都比较忽略了教义的重要性，甚至避免教义不谈，而只谈人的灵命的真相，哪一种比较智慧呢？
弟兄姐妹，我们的华人200年来，我们深深受到后面的就是第五、第六、第七波的影响，教会很多时候只谈教义，灵命死沉沉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有活泼的信心、活泼的生命，但是这种对教义的忽略，实际上是造成教会的不成熟。加尔文、清教徒、荷兰第二次宗教改革，然后这个大觉醒，这些很有智慧地把真理和敬虔连接起来，事实上大部分的清教徒，然后还有爱德华兹这些都是牛津跟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都是非常聪明，但是热心爱主，又看透魔鬼的诡计，人心中的罪恶等等，结果是从加尔文到清教徒到大觉醒，这种的复兴运动的流失率是偏少的，其它的后来那些所谓的复兴主义运动流失率非常非常的高。我们要追求哪一种的敬虔？哪一种的复兴呢？
现在我们讲到18世纪末19世纪了，我们又来看一看19世纪宗教改革和在改革宗神学与当代的19世纪的思潮和教会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又回到1740年代以约翰卫斯理作象征代表的大觉醒或者福音觉醒运动，这次运动就带来一种很深远的影响，包括一些英国的国会议员，有些的下议院的议员，他们首先受到卫斯理的复兴运动深深的影响，他们一生的努力要推翻奴隶制度，所以，在国会里面有一小桌的议员，别人称他们作福音派党，Evangelical Party，但不是一个政党，只是一小桌的议员，所以卫斯理那次的复兴运动是有带来社会道德的重整，有很深远的影响。
好了，到了19世纪，1790之后，以马内利康德，德国哲学家，就提出了人靠自己的理性和科学是找不到真理的、找不到上帝的、不能认识上帝的，这样一来，基督教的教会就开始失去了一种信仰方面的确据，假如上帝是找不到的，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只不过是表面的一些资料，什么都要靠科学、靠理性来审核，结果圣经很多部分都是不可信的，假如是如此的话，何必去教会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从1800开始，欧洲就是德国、英国的教会的人数就下降，以致到了20世纪末，很多以前在德国英国上千人去作礼拜的教会，结果是空空的，被卖掉成为餐馆、戏院、赌场等等。
面对19世纪的思潮对教会带来的很严重的负面影响，荷兰和美国的改革宗神学家都分头开始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里面整套的真理、整套的世界观，为这个做出维护的功夫。荷兰在19世纪末有亚伯拉罕凯伯Abraham Kuyper，还有后来的Herman Bavinck巴文克，在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19世纪先后有Charles Hodge贺志，后来有Benjamin Warfield华尔菲特，他们都有很稳固的改革宗信仰，敬虔的熏陶，他们分头为圣经维护，特别是凯伯，把加尔文清教徒所讲的这套的要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有敬虔的生活这种的圣经道理，说成是一个涵盖全世界全球整个宇宙的世界人生观，worldly view。各位可以参考《加尔文传》这本书下半，有凯伯在1898年到美国演讲的那个讲稿。
所以，改革宗信仰不单单是讲新旧约圣经以基督为主，不单单是讲悔改、信心、得救的确据，面向不信圣经的哲学、圣经批判理论神学，改革宗还有很卓越的护教的一个传统，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不论是荷兰的凯伯、巴文克，或者美国的贺志、华尔菲特，到了1929年之后，有美国费城的威敏斯特神学院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教义学，有约翰慕理（John Murray），系统神学，等等这些早期的教授们承继了荷兰的凯伯，承继了老普林斯顿，就是19世纪普林斯顿的老传统，原文解经，严谨的解经，建立系统神学，为整套的圣经真理辩护，面向世俗的哲学跟不信圣经的神学，化守为攻，向他们做挑战。
好，我们再来看，在187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了，康德所引发出的自由派神学以施莱尔马赫为第一位，在欧洲，1800年左右就开始了，所以19世纪初，德国英国很多的教会慢慢的人数下降，慢慢成为空的礼拜堂。美国那段时期，还是开国不久，卫理公会、浸信会、公理宗、长老会，都是充满着那些敬虔热心的牧师和信徒们的。南北战争过后——南北战争1861-1865年——欧洲这些不信圣经的神学、世俗的哲学思想、进化论等等就引到美国来，结果从1880开始，连普林斯顿神学院——本来是非常正统的——都受到影响，影响是在1920年代——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在1880年代就开始受到这些新的神学的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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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有一些不同宗派的牧师们起来对抗说：不是的，这种不信圣经的、不信神迹的自由派神学不代表基督教，基督教有一些最基要的真理，我们是不能放弃的，所以有一些商人就赞助一些牧师写了很多的文章，这一系列的书籍大概在20世纪初出版了，这套书叫基要Fundamentals。所以，相信圣经，相信圣经超自然的神奇，相信圣经默示跟无误的基督徒，在当时就被称为基要派或者基要主义者。
基要主义就是面对自由派——不信圣经，接纳进化论等等——面对这种的神学而对抗的，里面有没有改革宗呢？不但有，而且是好像梅钦这种的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授，是里面的很重要的领袖。但是，在普林斯顿神学院——长老会的神学院——1920年代由自由派的人士控制了董事会的时候，梅钦就被赶出来，1929年就开始了威敏斯特神学院。一直在整个1930年代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基要派可以说是退守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了，这些基要派人士有一些就感觉非常的遗憾，从历史悠久的长老会、公理宗等等被赶逐出来，失去了以前那种庞大的资源和同路人，所以他们开始重建一个基要派的阵容，这次不能够好像以前忽略神学，所以在1947年就筹办富勒神学院，当时是改革宗很优秀的学者，学术水平很高的，在洛杉矶要创校，当然，在当时是相信圣经默示无误的。同时葛培理在洛杉矶开布道会，反应是非常热烈的，一开开了100天。再来1955年，葛培理的岳父开始今日基督教这个杂志。所以这三件事：葛培理的布道会、富勒神学院的成立、今日基督教杂志的开始，还有其他的，比如说青年归主的成立，还有学园传道会、校园团契等等的成立，都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要派要重新重组、集中资源。
在大宗派以外有很多的机构，也有一些新的宗派诞生，但是福音派就是在基要派被边缘化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或者之后，重新地要进攻文化，要建立事工的那个潮流，就是福音派，而改革宗当然就是福音派的一份子。那你说其他还有谁在这个福音派的大家庭里面呢？很明显的，就是有浸信会、有卫理公会这种卫斯理派的阿米念主义者，有以弟兄会为代表的，不仅仅属于弟兄会的时代论主义者，这些都属于整个的基要派、福音派大家庭。
我们把事情讲得快一点。到了1970年代，已经有了20年事工的建立，1930、40年代基要派是被人耻笑藐视的，基要派是落后的、狭隘的、无知的、不懂哲学的、脱离文化的、不关心社会的，这些都是美国社会对基要派的讽刺，今天也不例外。到了1970年代，怎么可能竟然有一个重生得救的福音派的美南浸信会友竟然当选了总统，吉米卡特——卡特总统，所以，那一年新闻周刊News Week Magazine，称1976就是卡特当总统那年叫作福音派人士之年，Year of Evangelical。
简单地说，从1970年代到今天这40多年里，福音派现在人多了，教会大了，神学院的学术水平很高，这种风气也传到各地，台湾、香港、东南亚等等，还有北美的华人世界中，但是从对抗自由派1880或1920年代，到被赶出来之后再重新建立事工1950、60年代，到了今天21世纪的时候，因为我们福音派人多、钱多、势力大，所以我们已经失去了以前那种的热诚和对圣经默示无误的坚信。我不是说我们不传福音，我不是说我们教会不是人多，我们的神学院、教会人士都是比自由派多的。
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却开始看到一种现象，就是以前教会人数很多的地方，包括美国，竟然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竟然是圣经文盲，就是说基督徒不读圣经的，只知道上帝爱我，耶稣爱我。在目前21世纪全人类所面对的一种文化的沙漠，教会里面所面对的是圣经文盲，我不是说没有例外，有。所以宗教改革对我们的意义在目前21世纪就是：是否再一次需要一场的宗教改革呢？
再看一段历史，1880年代到1920年，也就是自由派神学开始影响美国的神学院的时候，这段时间1883年，又有一次复兴运动，成立了美国大学生海外宣教志愿运动，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所以从1880开始一直到1926年中国整个的国共合作结束，成千上万的大学毕业生志愿去中国、印度、非洲、太平洋群岛、拉丁美洲去当宣教士，很多很多的青年去海外当宣教士。但是在祖国英美的神学院，信仰开始变质，到了1920年代，自由派的影响就非常明显了，到中国也不例外，不过不同的是，中国基要派大人物、讲道家都是1926、27年开始出来讲道的，所以上帝为中国预备了一大批的基督徒进入到1949年的新中国，为主作见证。
人多、宣教运动蓬勃，若没有正统的神学信仰支撑，这个现象是空的，跟我们今天福音派包括灵恩派这个大家庭，是否我们又在重复历史呢？宗教改革对我们21世纪的今天的启迪是什么？马丁路德、加尔文深受人文主义这种的熏陶教育，语言（包括拉丁文）、解经、哲学、逻辑，有非常卓越的教育，热心爱主、清楚得救的、传讲悔改、信心、十字架的道理，但是到了德国的莫拉维弟兄会之后，或者说大觉醒之后，教会所经历的复兴往往是不要教义只要生命。
有一次我在韩国汉城附近某某改革宗长老会的神学院，我进去那个大厅，大厅和办公室之间有一个横额，写了四个汉字，就是敬虔学问，英文假如把它翻回去，英文就是Piety或者Godliness and learning，这个恰恰就是清教徒时期或者之后的理想，就是我们面对变动中的时代需要的是既敬虔又有学问的传道人，那是1710年代的理想，美国宾州。
我们可不可以说，今天我们需要的是新一代的又敬虔又有学问，特别是解经、神学方面的学问，又有火热心的牧师、长老、执事和平信徒，辅导员、儿童事工的工人、宣教士，敬虔和学问不可分开。这个是宗教改革给我们其中一方面的重要启迪，当然短短几堂不可能把宗教改革各方面都详细地讲清楚，不过盼望这些能够抛砖引玉让我们再去反省一下：我生命的使命是什么？在面对后现代社会思想文化的时候，我是否站立得稳？
是的，圣经是神的话，里面有一套的真理，可以发挥成为宇宙人生各方面最基础的大原则，从个人到家庭到教会到社会，我们努力祷告，看到耶稣基督的主权在各方面都彰显。魔鬼没有停止工作，但是主耶稣仍然坐在宝座上，祂的能力、祂的主权不断地彰显在教会、在信徒的见证上面，求主给我们能力，给我们一种更新的使命感，在21世纪这个后现代文化沙漠里站得稳，造就教会，向各种失丧的人作见证，等候主不久的再临。神祝福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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