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神学（一）问题解答和分享_上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_文字：陈弟兄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这个问题解答的时间是以课程的内容所产生的问题为主，所以，我们先处理一些课程里的问题。我只是讲几句话就让大家公开提问题了。也是请Rain用举手的办法来承认哪一位是下一位要问问题的。我只讲一两句话。就是说在哲学的三个范围，特别是两个了，形而上学（metaphysics）和知识论（epistemology），在这两个范围里罪人都是坚持自己的自主的。坚持是翻译英文的presuppose。罪人的前提是他坚持，就是自己的自主autonomy。这个自主就导致傅兰姆所说的非基督徒的理性主义和非基督徒的非理性主义。就是他会坚持一些东西，他认为他说了算。这个叫做非基督徒的理性主义，就是我说了算，我这个自主的罪人说了算。那么，另外一个是非基督徒的非理性主义，就是有些事情我不理解，我当然就不会责怪自己的，不会责怪自己坚持自己的自主。譬如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就会说：这个是因为宇宙里面有些东西就是不能知道的、不可知的或者非理性的。或者到了康德了，他的现代就说是偶然的或者是杂乱无章的。所以，这个大主题就是，自主的人他会坚持一些东西自己说了算，另一方面他又处理不了整个宇宙，所以他会有一种不可知或者非理性的层面，而不是部分的层面。好，我就说到这里。
Rain：好，Andrew。
Andrew：（听不清）因为上次Rain其实你说有记下一些问题（听不清）。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在你的headline里面，就是四到六点headline里面你说三个主权属性是否与三位一体三个位格相配，这个John Frame认为是可以这么做。但是老师是认为说在这里的相配是不需要太过重视。（是。）老师有没有再深入地讲解一下说为什么不要太过重视？
首先，Frame他自己也没有详细去解释，至少在《神学认识论》那本书或者我们这一本《西方哲学神学史》里面没有详细解释三个位格为什么是配搭这三个主权属性。假如给我来配的话，我也跟Frame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会把圣父放在处境，圣子放在准则，他是倒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很重要了，因为说来说去Frame的原意是这三个是神的主权的属性（在约里面的主权的属性）。你从救赎历史里面神所立的约的主权属性，要推回去永恒里面神的自有永有的三个位格（每个位格都自有永有），这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来配搭这三个主权属性，本身就是不是很必需要了。
Andrew：对，我再加一点好了，就是说，的确John Frame给我们的这个视角主义是非常的好。（是。）但是有一些我们就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套进去反而让我们更不了解，（是。）这个主权的属性。有时候就觉得说有时候又（听不清）。（是，所以有的时候不用用。）OK。
Rain：好，然后上次有位传道有问，范泰尔三个视角的概念与哲学范畴中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价值学有什么关系？是否他提出一个更加精辟的见解来回应哲学无法解决的课题？（你是指傅兰姆吧？是不是？）傅兰姆，对，应该是傅兰姆。（这个问题很重，请你再读一次。）就是说，傅兰姆三个视角的概念与哲学范畴中的形而上学、知识论、价值学有什么关系？是否他提出一个更加精辟的见解来回应哲学无法解决的课题？
我先这样回答。假如按我来看哲学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学，刚好又有那个形而上学有处境的味道，因为它所处理的问题是宇宙是怎么一码事，我们的处境是怎么一码事，形而上学跟处境。然后，知识论当然就是我们凭什么准则知道任何事物，所以跟准则配是非常好。伦理的就是我们如何在具体的存在性的生活，我们怎么去生活，我们怎么去思考，所以跟我们脚踏实地的生命有关系。所以这只是一个外貌的相配。那么，傅兰姆用这三个视角是不是给我们有更好的、更精辟的方法来处理一些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觉得是如此。不过，我没有这样去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原则上是是的。当然，傅兰姆你注意到，有的时候他就拿这个三角形出来，有的时候他拿那个四方形出来。所以他解决一些哲学的问题，不是每次都是用这个三角形。我还没有拜读他的那本Theology in Three Dimensions，他最近出版的一本书，专门讲这个三角形的。神学在三个层次，Theology in Three Dimen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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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好，大家有问题吗？其他人有问题吗？都没有的话，我就再念其他的。（好的。）好，我就再念其他的。上次有问说，听老师讲概念很清晰很重要，是否这样理解：我们的学习的目的之一是要clarify人们的思想中对概念的正误成分？可是人们的偷换概念的功夫就是其悖逆的表现，所以，我们学习的目的更多的是要让我们的思维清晰，然后才能清楚地表达维护我们的世界观，即哲学。（请再读一次，特别有两个字，人们特别什么？偷换什么？）偷换概念。（好，从头再读一次。）概念清晰很重要，是否是这样理解：我们的学习目的之一是要clarify人们的思想中对概念的正误成分？可是人们的偷换概念的功夫就是其悖逆的表现，所以，我们的学习目的更多是先让我们的思维清晰，然后才能清楚表达与维护我们的世界观吗？
好，概念很重要。当然，这个最基本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的启示是命题式的，也就是概念式的。就是用巴刻说的最简单的说法，就是God told us things，神有告诉我们一些事的，神有告诉我们一些概念的。概念就是命题。也就是说，圣经里面有教义、有真理、有原则、有概念。那么，其实这里不能分先后。一方面我们要搞清楚圣经里的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需要一本或者两本正统的圣经词典跟圣经神学词典和神学词典等等。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圣经里的概念，比如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圣洁”？等等。但是与此同时呢，也要搞清楚自主的人有可能怎么发挥它的自主。在西方的思想史里面就会有这些概念。古希腊有形式和物质。到了中世纪有自然跟恩典等等，还有很多很多其它的概念。知己知彼是两者都必须的，也是我们要同时学习的。我用另外一个方法来讲同一件事。不论我们现在是在读神学的历史，或者是读系统神学，或者新约、旧约的解经，或者圣经神学，不论我们读什么，包括我们在读圣经辅导或者是宣教学；神学的每一科根据范泰尔、根据我们这种的改革宗（我们这一种的改革宗传统），神学的每一科、每一科系、每一范围都必须是护教性的。护教性就是知己知彼呀。所以，范泰尔写的，比如说他写的系统神学入门 Introduction to Systematic Theology，读起来有点像神学导论跟神论。但是，他是翻过来讲的，从里面翻出来讲的。就是说要批判一些很重要的、很普遍的、错误的启示观、神观等等。所以，我们读任何一科同时要了解圣经的概念，换言之圣经的教义或者教训，也了解大体上古今中外有哪一些错误的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是需要这两个成分组成的。这个问题不晓得有没有人要跟进一下？
Rain：有没有人要跟进这个问题？
学员：我就是想跟进一下这个问题。（好，德立，请。）好，谢谢！刚才牧师说了这个思想史，那么我们华人有中华文化的思想史，（是啊，是啊。）我忘了是胡适还是他的学生有写过中国文化思想史。那么，这个跟西方显然是有一点不一样，当然背后是很多哲学是有多少深重的这个程度。那么，我们可不可以，如果我们学习了这些，我们去看这些人写的这些思想史，那么对于帮助我们护教会不会有帮助？
当然会有帮助。首先，中国哲学史最经典的是冯友兰。冯友兰他的《中国哲学史》，还有一本是不是叫做《中国哲学简史》啊？这两本都已经翻成英文了。据我所知，至少长的那本是我的老师翻译的，我在宾州大学的Derk Bodde，至少是他编译的。短的也翻译了。至于对中国的哲学或者整个文化的批判有从护教的角度去检讨的，老一代的有章力生，他是中途信主的，五十多岁才信主。我感觉上他批是批得对，但是他对儒家是什么呢？就好像还是从儒家里面去做定义。我对儒家的定义是比较学我的老师Derk Bodde或者其他的60年代的哈佛学派的汉学家，比如说John King Fairbank（费正清）、Authorright（？15：07）等等他们的定义。换言之，对他们来说儒家思想就是一个世界观，里面有讲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就当然包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我们学了这一套的神学课程，特别我们另外有一套叫做知识论的形而上学那个课程，我们学了这个符合圣经的彻底改革宗的世界观，反过来再来看我们传统的、中国的、特别是儒家、儒道的思想，我们要注意，有的时候我们说中国人有没有我们中国的那个绝对，the absolute，是天或者太极或者太一？还是有的。当然就不可以把天或者太极与耶和华或者逻各斯等同了，当然不能够重蹈游斯丁跟俄利根的错误的路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也是有一些绝对而非位格，那个就是天，你说诗经、书经里面天是有点位格的等等，有这个味道了。但是这么多几千年来，这个天基本上是宇宙的道德规律（the moral order of the universe）。别的就不用再讲了，就是人的自主怎么样发展出社会伦理、家庭伦理等等。然后呢，老庄的哲学也就是偏重了宇宙的不可知，就是非基督徒的非理性主义那边，等等。是，我们这套是能够用上来批判儒道哲学，当然佛教也可以，不过佛教非常的复杂，我不敢讨论。现代的思想就比较容易去看，因为把西方的思想包括哲学、法律、科学等等（介绍过来的）有清末的严复，之后当然就是陈独秀跟胡适那个年代的1915到1927年的新青年杂志，他们代表着新文化运动，西方总称这段时期是五四时期。那个呢，我们就很容易看到中国是当时进口哪一些从文艺复兴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500年，中国进口了哪些现代期的思想，就比较容易认辩、辩认。德立还要跟进吗？
学员：牧师，我借着你刚才讲的这个五四啊，因为五四对很多华人的影响到目前我个人认为还是存在，（是的是的。）那么你的父母有没有跟你分享过？因为我们从现在透露的那些回忆录和那些传记来看，五四那个十年十几年，当时的这些华人的精英他们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是非常的不可思议。就算到了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么你的父母有没有给你做过一些什么？
没有。我们要这样把我们福音派的敬虔传统怎么放在五四的框架里呢？王明道、宋尚杰跟倪柝声都是1900到1903年出生的。辛亥革命之后1915年，就是袁世凯的那个21条辱国条约签了之后同一年，陈独秀1915年9月15号就出版了新青年的卷一跟第一号。那么五四运动是1919年，大体上的1927年这个国民党净党之后就进入到另外一个年代了，就进入到共产党慢慢地跑到地下，还有左联1931年。但是从1915，不要说1915，说1919年五四事件开始，基督教圈子回应五四运动的各种题目，科学、民主之后，1920之后就是马克思主义怎么批判帝国主义跟基督教等等。1919年之后，基督教圈子里面回应五四运动的诸般思想上的挑战的，差不多一面倒都是自由派的。我的论文就是讨论这些人。赵紫宸，东吴大学，到了1926去北京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教务主任。吴雷川一直留在北京的，大概1915年信主吧，受洗，一直在燕京教中文。最后，我所讨论最后第三位是徐宝谦，双人徐，谦卑的谦。他比较年轻一点。他曾经去过哥伦比亚大学和协和神学院念书，前后都是北京青年会YMCA的干事，是一个专门行善做好事的，就是从事社会服务的，农村服务的，农村重建的一个思想家。所以从1919之后，差不多没有福音派的声音听得到。浸信会有个张怡静（？22：03）。宋尚杰是1927年在协和念了之后又被赶出去，又赶出校，又进了精神病院，又回到中国布道。王明道，然后倪柝声，他们所谓出来公开传道基本上是1926之后，刚好是错过了1919到1927年这段很激烈的（时期）。1919五四，1920年少年中国辩论宗教，21年共产党成立，22年反基督教的学生大联盟，1923年收回教育权运动，1924年国共合作第一次国民党大会，1925年5月30号，1926年北伐，中间还有科学与人生的论战，1923年，等等。他们完全错过了每年至少一个题目的这些论战。
好，我就讲我的父母亲。我的父亲是1943年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也表示他是1939年进去了。1940年吴耀宗就已经（可能更早一点吧）去延安去拜访过周恩来的。1940年，应该是40年，吴耀宗发表了他那本社会福音那本书。1936年吴雷川就已经写了他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也就是说耶稣想要做皇帝的，但是失败了，很失望那种的。赵紫宸就更早了。所以到我爸爸1939年进去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时候，他跟他的宁波人同乡、同学都没有参加YMCA青年会。青年会在大学里面的叫做校会，在城市里就叫做市会。校会英文是SCM基督徒学生运动。我爸爸没有参加。所以他的那批宁波人同乡就自己组成一个小组，叫做the redeemed group，用英文起的啊，被救赎的一群。后来我爸爸还有至少另外一个做了传道人，另外一位做了我的班主任，是一位聚会所的很敬虔的弟兄。一位女的医生杨传英，在费城中文查经班都称她为杨姑姑的，我们都非常熟悉的。
好，这是我爸爸那边。他们这个被救赎的一群，就是读圣经、祷告、读倪柝声的书，就不参加青年会的。我妈妈是，忘记哪一年了，应该是39到41，还是40到41吧，进东吴大学。然后珍珠港之后呢，她就回家，回到上海，就跟赵世光牧师，灵粮堂，跟到战后46到48又回去东吴大学。所以我妈妈也说，学校里面有两个团契的。她的意思，她大概也不知道另外一个叫做SCM。总之，她参加那个保守的。我猜想那个保守的就是艾德礼先生和赵君影牧师在1949年所创办的China intervarsity中国基督徒联合会里面的东吴大学那个团契喽。所以不论我爸爸早一点，我妈妈晚一点，都没有去接触这些自由派。五四运动时候回应五四运动，然后30年代就开始讲人格救国，就是开始跑延安的。他们对那个潮流完全没有接触。战后1946之后，他们分别都会到杭州的华东神学院教书，当时的院长是林道亮博士，当时还不是博士。最后就先后到了香港的伯特利神学院，那是一个阿米念主义的伯特利布道团留下来的，都是女强人当家的一个圣经学校。所以他们都错过了。所以我从小没有听到。假如我从小认识我的阿姨跟姨妈那就不一样了。我的姨妈早期收到国际邦联（League of Nations）（联合国的前身）的奖学金，在哈佛大学跟威尔士大学最后拿到社会学博士。我的姨夫是一个纽约的洗衣店的海山人（？27：13）的儿子。两个就非常的爱国，他们不是基督徒。所以假如我听我的大姨妈和其他阿姨讲的话，大概会听到一点。我爸爸那边一定是没有的。我妈妈因为深受到灵粮堂、卫理公会的比较就是很爱学生的那些老师们在苏州的影响等等，所以完全不闻不问。我这些东西都是要大学之后受到赵天恩等等影响，我自己跑去念中国的历史，就是洋人教的中国历史。第一本书我念的当然就是关于五四的，就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那本书写得非常的传统，就是平铺直说的。后来有更精采的，就是更加分析性的一些书。
目前你还可以买一本旧的，这本书的书名是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Vera Schwarcz（舒衡哲）。所以后来我读到这些五四运动史特别是周策纵的时候，刚好是我在宾州大学嬉皮士运动，反越战，什么都反的那个年代。所以一面念到五四运动一面打开眼睛就是校园的各种抗议。所以就好像五四活在我的眼前一样。所以我对知识分子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是非常敏感。我们福音派错过了。因此1989年6月之后呢我心里在想，这次不要再错过了。1919年错过了，1989不要错过吧。所以我就用上我的思想史的训练，当然用上了范泰尔的这个整个威敏斯特的训练，来面对八〇年代和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华展望起初成立就是不要错过一九八九的挑战。八九的挑战对我来说不是体制、不是民主，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基督教的理性上的挑战。我们准备好吗？我大可以在90年代每年访问中国的大学好几次，但是我没有做，就是因为与此同时赵紫宸那些人他们也在想中国的本色教会怎么设立的，他比我们赵天恩等等福音派的早很多几十年就想通了一些事情。本色化这个问题不是理论的，是教会要怎么成熟。所以我没有跑中国的大学。九十年代我就在想，中国知识分子信了主之后，他们进到怎么一个的华人教会。所以我跟那些高级的知识分子谈话的时候，我说，我不怕你不信耶稣，我怕你信了耶稣之后从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变成一个中国基督徒反知识分子，或者你成为一个没有丢掉你的存在主义的、挂名的、基督徒的仍然是存在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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