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会与我 上
主讲：林慈信牧师_校对：刘加立弟兄_文字：郑弟兄
下面我要分享的题目是中国教会与我。大体上是45年的回忆或者45年来的心路历程。我的父亲是浙江宁波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他的祖母也是女传道，圣约翰大学1943年毕业，1948年到香港伯特利神学院。我的母亲是我的外公一家11个弟兄姐妹，再加上后母生的第12位中唯一的基督徒，东吴大学毕业。1950年1月份，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三个月，中国跟香港的边界还没有封之前，也是到了香港伯特利神学院。所以我在一个基要派的神学院长大，对政治是完全不认识的。
有一天我跟我父亲出去逛街，我就问他，我大概是小学5、6年级，我问他：“爸爸什么叫做苏联呢？”他说：“嘘，仇敌来的。”就是不可以讲的，政治的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不过我也知道小学五年级在浸信会的培道小学，也有同学是天天看报纸的。后来我发现，其中一位同学，后来呢有一次很久之后在香港碰到他，他就直接跟我说：“我是搞*共*产的。”这个已经是毛*泽*东死了之后，他还是这样承认的。所以在我们这个基要派以普通话国语为主的香港、台湾的教会的圈子里面，不讲政治的意思就是反*共，支*持国*民*党，这个叫做不谈政治。至于台*湾*人台*独那些我们完全是无知的。
1965年到了美国，念完三年中学之后就进大学了，在大学的时候，1968到1971年在费城宾州大学的校园里的费城中文查经班，就认识了日后的中国神学研究院的创办人，四位，当时他们都在威敏斯特神学院读书，他们就是赵天恩，陈济民，周永健，和高吉乐，音乐的乐。他们在1967年1月份成立的神学院筹备委员会，1975年秋天在香港创校中国神学研究院。在这段时间从1967之后，赵天恩牧师就开始召集不同的中西教会领袖到费城来进行咨询讨论。讨论什么呢，不光是讨论中国神学研究院这所学校要怎么办校，乃是讨论中国神学教育的未来。赵天恩牧师出生在辽宁，在日本的神户长大，应该是1962年毕业于美国宾州西边的日内瓦大学，主修或者是至少兼修希腊文，在威敏斯特神学院读了两年之后，1964年到1965年，他停学一年到台湾基督书院教英文。在那里认识他的师母，结婚。刚好那个时候是台湾的基督教到台湾100周年纪念，就在1965年赵牧师就亲眼看到台湾的神学教育的荒芜，所以他在1966年写了一篇文章，可能他写个不同的版本，可能比1966更早也不一定，叫“中国神学荒芜的原因”。之后在1970，1971，1972他在不同的刊物也写了一篇叫做“海外宣教与中国神学教育”。他看到自由派控制了台湾的教会，所以1965或1966年回到费城的时候，先组织了一些的学习小组，分神学的，科学的，最后1967年他就把神学的小组改编成为神学院筹备小组。
我是1968年进大学的，所以在1968之后就有多次地观察旁听这些的神学教育的咨询会。赵牧师就把未来的中国神学教育分为四个阶层，最高的是训练学者，最基层的是训练农村的传道人，还有城市的牧师们，还有一般圣经学校神学的老师们等等。所以我对神学教育从大学阶段就是抱着一种神学普及化的一个异象，所以从大概1970年到今天，我每次去观察浏览一些西方的神学书籍的时候，我背后的思想都是：这本书可不可以翻成中文？然后怎么样普及化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哪一些书是可以中英对照一起来用的？
1972年1973年当时美国的福音派跟基要派的宣教机构，就是差会之间有两个差会联会的，就是所有的宗派跟独立的差会，一个是比较倾向独立的信心差会，叫做IFMA，International Denomination Foreign Mission Association另外一个就是EFMA，比较多一点是保守派的宗派的差会的联会，Evangelical Foreign Missions Association，IFMA和EFMA负责人都是多年来观察世界各地的宣教工场的。到1973年至少是第二次可能第三次我不太记得了，在新泽西州举行了一次中国咨询会议，China Consultation.当时毛*泽*东还在，文*革还没有结束，所以当时的推动为中国祷告的祷告勇士主要是一位英国人，剑桥大学毕业，1930年代到中国，叫做艾得理先生，不是道德的德，是得着得。艾得理先生，David Adeney，他到了中国的时候已经是抗战时期，战后然后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他有一段时间在香港与陈喜谦先生开始了香港的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他是英国的所谓校园团契IDF的，同时也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就是说，他是内地会派到中国从事学生工作的。1945年与赵君影牧师成立了中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或者英文翻译成China IDF，中国的校园团契。
1972年在新加坡成立了门徒训练中心在chancery lane，他要开拓的是非传统的神学院，老师学生住在一起的。陈济民牧师和师母曾经在里面住过，教过书，他说这个不仅仅是Discipleship Training Center门徒训练中心，也是Discipleship Tearing Center，门徒流泪中心，你不吵架不流泪呢可能就不会毕业的。住在一起嘛，世界各国的特别亚洲不同的国家住在一起。这个艾得理先生是一位非常敬虔谦卑的先生，总是拿着一本小小的圣经、小小的笔记本，里面都是他的讲道的大纲，小小本。曾经到我们家里住过一次，就抱怨了，我们带他去美国的餐馆，他说美国人就是不懂怎么喝奶茶的，英国人有英国一套怎么喝茶的，英国人很敬虔的到处去推动为中国祷告。赵天恩牧师就在这种的环境里面发表他对未来中国将要开放之后的神学教育的异象的。
IFMA和EFMA是1973年开的这次的中国事工咨询会，赵牧师就写了一篇50到60页的论文，大题目大概是“中国的宗教政策与海外宣教”或者是“与神学教育”大概这样子一篇的文章。赵牧师当时写文章写个序小意思就8页10页，所以50页的文章呢对他来说是很普通的。当时我们就帮他复印啊等等，所以对这些事情的记忆是非常新鲜的。
赵牧师那些的顾问跟我自己人生的顾问都有很多，特别是看到西方的标准的学院派的神学教育的软弱和失败，也就是说呢，借着赵牧师所带来的顾问和我自己后来我自己人生也有好几个师傅，都不是神学院的老师，除了傅兰姆一个例外，他也有这种的很激进的很革新的对神学教育的理想。我把我人生学到这么多不同师傅的教训，归纳成两句话：就是神学教育是什么呢，就正如巴拿巴跑到安提阿，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事实上了他在考虑两个问题：第一圣灵兴起了谁，不是我宣教士喜爱谁，不是谁爱上了我，迷醉于我，成为我的迷。“作为我在中国教英文的翻译员，我孤独的时候帮我忙，给我看我的孩子，就说你一定要去美国我那个宗派的大学念大学的神学院。”不是。是究竟圣灵兴起了谁。宣教运动200多年来很多时候都犯了个错误就是选错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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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如何帮助圣灵所兴起的人走人生现今的阶段和下一个阶段的路，可能是帮助他有一点的正规或者非正规的神学教育，有的时候不是的，而是帮他一些婚前或者婚后的辅导或者其他方面的帮助。一个人的神学教育，整个人的成长是一个生命，一个有机的过程，而很多时候我们把神学教育规范为学校里面一些的学分、学科、考试、分数。大体上其实西方的神学教育界很害羞的说这是失败的，不过他不敢讲得太大声，因为毕竟神学院要招生要筹款，要付老师的薪水等等。我是跟大家说实话，过去的50年，从自由派的神学教育界开始，都在讲传统派这个学院派的神学院是大体上是失败的，特别是西方的神学院对中国大陆的学生的培训大体上是失败的。大家都是哑巴吃黄连不敢讲出来就是了。
时间过得很快，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8年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外语等等不同的老师们都召开全国性的会议，讨论如何脱离毛*泽*东思想的枷锁，然后去西方引进一些他们本科的一些最新的学术的理论和资源，文化基督徒就是从那种的土壤而兴起的。1980年代恰恰就是刘小枫归依基督的年代，后来一九八零年代末他在瑞士拿到神学的博士。
1992年我从美国东岸读完了书又植堂了若干年，又过了1989年的冲击，开始了中华展望。92年我们一家搬到芝加哥，然后在93年的除了牧会以外，就参与了惠敦大学葛培理中心的事工。惠敦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大学最有名之一，是葛培理的母校，与加尔文大学两所是世俗的鉴别大学的专家认为是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Wheaton college and Calvin College.
1993到94年那段时间，我开始了我正式的中国事工的教育，就是我自己的学习。前面就是听听赵牧师那些顾问，他发表的文章。其中影响我很深的是，Carol Hamrin（卡罗尔·哈姆林）姐妹, 博士。Carol是基督徒,是北欧后裔的美国中部的基督徒。1975年威斯康星大学拿到中国近代历史的博士，她是懂中文的。她的博士班的顾问是周策纵，周策纵是写五四运动史的一位的华人的学者。Carol自从拿到博士学位之后，从1975年到2000年就整个的成年的人生的她是任美国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就是外交部里面的四位中国专家的其中一位。她先后写了至少五六本书，有的时候讲中国的官僚的，有的是写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有的是写中国的异议份子的，都有的。就是说每一天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坐在他的豪华的汽车去白宫见总统开内阁会议的时候，国务卿有一本东西要读的，就是当天的全世界的最新的报道，briefing, 然后中国那部分是Carol和其他三位专家写的。所以到了1990年代的时候，不论我们开什么中国研讨会，一定是请Carol讲个至少一个小时。我说她可以闭着眼睛跟你讲今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宗教和基督教的最新的情况，因为她搞了25年啊，当时已经快15年到20年了。当葛培理要去中国之前，她是做他的顾问的。
Carol给我的教育，就是说中国的宗教政策是有中国自身的一些的国家或者省的一些的政治的需求的，它有它客观的理性，不过不一定为外人所知就是了。中国的政治的循环，五年一次都影响着什么时候松，什么时候紧等等。再加上赵天恩牧师，他也是一位中国教会历史的学者，因为他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是写燕京大学的，或者跟燕京大学有关的四位的本色神学家，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会研究五四运动，就是1919到1927，或者到1937年这些的自由派的神学家，华人的思想呢? 就是因为在整个的五四运动，从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到1919年五四运动，1921年共*产*党成立，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开始，在这段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特别对基督教的态度，这直接影响毛*泽*东在1931年在苏维埃写的宗教政策，然后1949年之后中国本身的宗教政策的。所以我们的兴趣，学术的兴趣是看整个新中国的宗教政策背后的整个的历史的背景。
好了，讲到1990年代的时候呢，Carol和还有其他一些的人，英国也有一位内地会与内地会有关的一位的弟兄，也是在英国的外交部曾经担任外交官多年的，这些基督徒都是给教会的大家庭一些非常全面的忠告，可是一般来说都不被美国的福音派大头头们所接纳，比如说爱家的James Dobson（詹姆士·杜布森），三元布道法，三福的James Kennedy, 监狱团契的Chuck Colson（寇尔森），这些都是美国福音派当时最出名最有影响力的，他们的祷告信，是发给几百万人的，特别是爱家的James Dobson。
Carol给我的教育就是说一方面这个宗教政策有它自己的背景，另外海外特别是我们美国公民，美国的基督徒对中国怎么看，对中国教会怎么看，如何服侍中国有它的宽度，从一边到另外一边，有一边是撒谎的,我们收到一些代祷信，是说我是指1990年代，说什么红*卫*兵在迫害教会，1990年代讲红卫兵迫害教会。红*卫兵老早解散了十几二十年了还在讲红*卫兵的。这个这边是不诚实的，然后再过来一点，就是还是活在文革时期的家庭教会情况的，那些1990年代的不论是外国的基督徒，或者中国大陆在海外的基督徒。到另外一个极端是以葛培理牧师和他的儿子为代表，曾经在《今日基督教》杂志，就是福音派的喉舌有一次的广告，是这样写的，都是用大草：我们是在中国合法的印圣经，“合法”这两个字是大草，红色的。
有一次我就问他的二儿子，因为我们在葛培理中心做工，我说你这个广告，就是东门事工，你这个把圣经送到家庭教会的领袖是什么意思啊，他说就是那些登记的家庭教会。登记不上去的就不是家庭教会的嘛！就是说一方面是给中国的官员背后嗤笑的亲中国的这种政策，到完全敌对中国撒谎的中国事工都有，中间的有各种各样的事工，有的是支持三自的圣经学校或者神学院，或者教会建堂等等的，有的是为家庭教会服事提供神学培训的，有的是接孤儿到美国的，有的是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位会友，是华人跟日本人的女儿，她是做一手一脚的，她就去南京江苏省，去帮助去培训中国做一手一脚的老师们，训练他们怎么训练别人，有的是做生意的，有的是在很多在学校教英文的等等。
Carol给我的教育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为中国祝福的福音事工。所以当时我们就调查究竟在中国有哪一些的宣教机构在从事哪一些的事工，那是1993年，20多年前，结果我们意想不到有那么那么多的宣教事工愿意跟我们的同工合作，提供资料，给我们看到一幅整全的图画。从那个时候的1993年的中国咨询会，跟赵天恩牧师发表文章是差了20年了，我们就成立一个协调中心，这个协调中心是当时除了中国跟俄罗斯以外，没有别的工场有这么多博士程度的学者的专业知识来主导一个各宣教事工之间的联系的一个的事工，是以专家的知识来引导如何彼此的尊敬欣赏合作的。1996年当时我还在那个办公室，我的同工就跟我说，你怎么样看美国对中国的最优惠国家的这件事情呢。因为那时中国还没有加入世贸，所以每一年六月份国会都要再投票，要不要给中国最优惠的国家(待遇)。那当时那些福音派的大头头，就是爱家的James Dobson，三福的James Kennedy甘乃迪雅阁，监狱团契的寇尔森，他们就大发表言论，反对美国*国*会通过给中国最优惠国家的地位，因为中国迫害基督徒。我们在惠敦大学就发起了一次的运动：我们身为美国的基督徒，反对美国的基督徒反对美国给中国最优惠国家地位，结果白宫打电话来说谢谢你们支持我们克林顿白宫的中国政策，我们说我们会继续反对那些反对你们政策的人，我们当时的动机不是要促进中美贸易，我们的问题是，究竟如何才能够促进帮助促进中国大多数的信徒的福利，这样的打压中国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除了给一些美国的基督教大机构，福音机构筹款奉献而已。对没有人有好处，中国，美国，香港，澳门，台湾，家庭教会，都没有好处。所以那次就给我很重要的一个教育，那就是怎么样做才算给中国教会的大多数弟兄姐妹带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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