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言论_08_圣言论 第五章（续）
Doctrine of the Word of God– session 8
圣言论第八讲—-第五章: 启示和历史
主讲：林慈信博士_校对：刘加立弟兄&Cherry姐妹
上一讲我们开始了第五章，傅兰姆说历史可以是指两件事：第一是已经发生过的一系列的事件events。第二，历史就是对这些事件的记录或者描述。当然是理性的，合理的记录跟描述a rational account of the events。对基督教的信仰来说，发生过的事件是很重要的，而对这些事件的描述也是同样的重要的。好，我们现在继续。
圣经的内容常常被总结为三件的事——创造、堕落和救赎。这三个事件又可以继续往下分为更多的事件：上帝六天的创造大工；撒但的诱惑，我们始祖的犯罪；上帝对他们的咒诅和应许、洪水、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立约等等。这一系列的事件引向了基督的降生，祂完美的、完全的人生和教导；祂赎罪性的受死、复活和升天。在基督完成了祂在世上的工作之后，接着的是圣灵在五旬节的浇灌，还有福音在全地的传播。启示也让我们看到，对未来的应许，就是耶稣的再来，最后的审判，还有蒙恩得救的人和犯罪沉沦的人在永恒中的结局。
这本书第二章中，我讨论过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和世上一切被称为神祇的有三方面的区别：圣经所启示的上帝是绝对的三位格，绝对的三位格；祂与世间万物的关系是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关系；第三，祂作为圣约之主是万物的主宰。三方面：神与其他宗教的神明是不同的。历史的核心性也是基督教信仰的特质之一。因为历史中所有的事件都受到了创造、堕落和救赎的影响。
佛教当然也有关于释迦牟尼的生平的记述，尤其关注祂在菩提树下的顿悟。然而佛陀在菩提树下所领悟到的并不是具体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些普遍的真理。例如，众生在生、死、苦海中服浮沉等。对佛教而言，这些真理在所有的时代都是一样的。无论释迦牟尼是否发现这些真理，他们都是一样真实的。就算释迦牟尼从来没有诞生过，这些真理也永远不会改变。诚然某些佛教的派别看重释迦牟尼在世所行的神迹。但对于那些精通佛学的信徒而言，这些神迹却是一些令他们尴尬的事。因为这些神迹会使信众偏离真正的佛教神学。佛教所强调的顿悟，并不是通过神迹，而是通过佛教的“四第”和“八正道”信仰的事件。这一点对印度教、道教和其他宗教也是一样的。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可以说是例外。但这两种宗教均不承认人类蒙拯救脱离罪，有什么历史的根据。与佛教类似，当犹太教和伊斯兰教谈及到历史的时候，只会提及那些教师，如摩西，默罕默德关于生活的教训。然而对于历史，如果说这两种宗教有什么例外的话，那一定是源于他们都受圣经的影响。在第二章我也提过了这一点了。
可见历史的核心性对于基督教信仰而言，是极其基要的，它也是它基本的特质。难怪很多自由派神学传统中的学者都断言，说启示是历史事件，而不是口传或者书面的话。我再读一次：启示是历史事件，而非口传的话，或者写下来的话。
圣经本身指出上帝大能的作为，是我们赞美的主题（诗篇106：2，145：4，145：12，150：2）。上帝的大能作为是我们要赞美的。上帝在创造、堕落和救赎的历史处境中的作为，明显向我们启示了祂自己，让我们看到祂是怎样的一位上帝。举例而言，新约圣经常常指出基督的救赎或者赎罪atonement，就基督教的十字架，基督十字架是上帝的爱最重要的启示；甚至乎是上帝爱的定义（约3：16，罗5：5～8，以弗所书2：4～5，约翰一书3：16，4：8～11；启示录1：5节）。
这里似乎有一种的诱惑，就是说这些的事件，不论是创造救赎，与描述这些事件的话相比来看，对上帝的启示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再说一次，这些事本身是更重要，更加的发挥上帝的启示，是比描述这些事件的话更重要。许多神学家也确实是这样看的。
那下面是傅兰姆的批判，对这种的很不正确的看法，但是非常的迷人的美的说法的批判。
然而我们恰恰是通过圣经上的话来了解这些事件的。圣经反复出现这一种的模式。第一，先知预言某一个事件。二，之后有一段话来描述这个事件。三，之后呢是对这个事件更为深入的评论和诠释。这是一个话语、事件、话语的模式。Word，event， word，不过，对事件event的描述是通过话语。事件的本质，在于它发生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话语的描述是事件的消息，对于那些不在场的人来说，话语的报道就成为他们必须依靠的媒介，并藉着它了解事情的意义和诠释。
我们以耶稣基督的代赎的事件为例，如果这件事在没有见证人的情况之下发生，祂的消息，也没有得到话语的传播，我们今天就无法从中得到益处的。因此James Barr 在他的Old and new in interpretation《诠释的新与旧》这本书里他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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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述的，就是叙述的展开，就是为什么有这个叙述，一直写下去呢？叙述的展开，不仅仅因为上帝做了什么，也因为祂说了什么。这句话英文不太好翻译的，The progression of the story is given not only by what God does, but also by what He says.不仅仅因为上帝做了什么事，因此给了这个叙述里的故事，还有是因为上帝说了什么，所以给了这个叙述里，故事可以展开。事实上我们会更进一步发现，上帝的作为和上帝的话，如果单有其一是无法构成叙述的发展的。只有将两者-就是上帝的作为跟上帝的话，和人的作为和人的话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叙述才能够发展。（这个是James Barr的看法。）我们可以将上帝所做的事，以链条的方式连接起来，并且将话语看为是人对上帝作为的思想。如果采取这种的做法，我们就需要坦白的说，这实在是一种当代的、自圆其说的机制，它脱离了文本本身的形式，因此也脱离了文本的主旨。
James Barr鲍尔并不是一个基要主义者，实际上他对保守主义的基督教做出尖锐的批判的。然而，鲍尔对于那些启示限制在圣经所叙述的上帝作为，而丑化圣经所记载上帝的话、权柄那些的神学家也一样做出的批判。那我再解释一下，鲍尔所批判的是典型的自由派跟新正统派的–就是说把上帝的启示限制在圣经里所讲的上帝的作为、事件、相遇；而把圣经所记载了上帝的话、真理、教义、命题，把它贬低。鲍尔批判这个。思考鲍尔的话，你会发现事实确实就是如此。圣经让我们看到了上帝是在行动的，也是说话的上帝。在这两方面，圣经没有任何厚此薄比的倾向。
那些强调上帝作为超过上帝话语的人那，并不是基于圣经提供了什么支持，而是因为这些人试图去强求对于圣经历史进行自主思想的权利。当人想要将自己的诠释强加在上帝的作为上的时候，上帝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的障碍。
因此在自由派的神学的眼睛中，不少神学家希望以强调历史、强调上帝的作为来反对上帝的话的启示观。这其中包括了Albrecht Ritschl（1822~1899）黎策尔，20世纪中关注上帝作为的神学家，Oscar Cullmann奥斯卡库漫（1902~1999）。G. Ernest Wright （1909~1974）还有Wolfhart Pannenberg (1928出生)，后期的这些的学派。在黎策尔看来，神学应该建立在历史家试图对历史的耶稣historical Jesus的考验和认识之上。就是你要先认识历史上那位耶稣怎么一码事，然后才能建立神学的。对库曼来说呢，启示是由靠着信心诠释的历史事件所组成的。对Pannenberg 来说，启示是普遍的启示，不过透过理性才能被认识，从而成为基督徒有效的信心。而其他如巴特Karl Barth（1886~1968）对于启示中历史的作用要有很多的解释，这构成了他更广义的启示神学的一部。
对于黎策尔Albrecht Ritschl来说，历史是由自主理性所诠释的历史。我们再读一次：历史是由人的自主的理性所诠释的历史。历史事件的权威性并不是源于历史事件本身，也不是由于这些事件推演出的真理。不是。而是从历史学家研究中所浮现的所谓价值判断value judgment。Pannenberg 的思想也是类似的，不同的在于Pannenberg 更常以基督的复活作为参考点，来理解圣经对历史的诠释。在Oscar Cullmann看来，所涉及的事件很可能根本就不重要，但当一个人用信心去审视他们的时候，这些事件就具有深远的意义了。因此对Cullmann来说，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心对事件的诠释。因此尽管库漫对于上帝作为的首要性非常费笔墨，但是实际上他是要把权威性建立在诠释远远过于在事实之上。
以上这些的论证，没有一个旗帜鲜明的与人类理性自主的原则划分界限的。相反，他们都以它–就是理性的自主–作为预设。在所有这些神学家看来，历史是经过人类自主理性诠释的事件。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Cullmann到最后会离开历史，就是放弃历史，以接纳信心而取代。实际上在他的思想中，信心和事件的关系是不明确的。
Karl Barth巴特区分两个历史的范畴，并用两个德语的单词来定义：Geschichte and Historie。Geschichte 可以翻译成原本历史, Historie可以翻译成为现实历史。Historie现实历史的范畴是指那些世俗历史学家通过自主历史研究的通用手段，可以检视（审视）的事件，就是一般历史学家用他们的自主理性可以检视的历史事件。巴特的立场与库曼相同，但是与Ritschl跟Pannenberg 不同。巴特并不确定基督教信仰是否可以建立在如此定义的Historie现实历史之上。然而，巴特在圣经中看到，诸如基督道成肉身、十字架的救赎、复活等等的事件的核心性，于是他在另一个层面上来解释这些事件是历史，这便是他所区分出的另一个历史范畴Geschichte 原本的历史。 从巴特的著作中，我们很难清楚看到他所使用的原本历史Geschichte 到底是什么含义。我（傅兰姆）认为巴特主要的关切在于设定一个范畴，来隔开历史学家所用的自主，而所谓客观的方法。巴特认为现实历史Historie是适合这些历史学家研究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他们可以对各种的历史事件，采取相信或者不信的态度，又可以自主的确定他们的意义。然而对于诸如救赎之类的大事件呢，巴特并不愿意赋予历史学家这样的自由的。
与此同时，如果要让原本历史完全与自主的历史科学隔离。Geschichte 完全与自主的历史科学Historie隔离，巴特认为原本历史Geschichte 必须具备一些与现实历史及其不同的特质。现实历史Historie中的事件有明确的发生时间，地点；这些的时间，地点是可以被调查的，因此历史学家可以对其发生与否，做出权威性的判断。然而原本历史Geschichte 对于那些世俗的分析来说，却是免疫的。就是你不必问是否明确的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生。因此在原本历史范畴Geschichte 里的事件是无法在人类的日历和地图上找到踪迹的。现实历史Historie和原本历史Geschichte 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区别：现实历史的世界只能够影响那些身处于事件当时和当地的人；或者是那些从科学历史学家的权威报告获悉这些事件的人。原本历史的事件Geschichte ，却可以对所有的人产生无差别的影响的。按这样子的原本历史Geschichte 的概念就存在一系列无确定时间和地点的事件，可以影响所有的人，但却不必通过历史研究的手段来认识他们，这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傅兰姆的批判。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巴特竟然将耶稣的道成肉身、代赎、受死和死里复活归入到这个范畴中。因此各种问题都集中在质疑巴特是否相信这些事件的时空真实的发生过呢？对此，我们至少要说明，巴特自己也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例如，他相信历史上确实发生过耶稣的复活。但他又将这个事件作为一个指向更高实体的标志Pointer，因此只能用原本历史的概念来对它进行描述的。
关于这个问题的澄清，我只能留给那些对研究巴特的比我更为专业的学者。然而我仍要说，这种不明确性是归罪于巴特接受了理性自主这个事实。现实历史Historie显然是由这种自主性所支配的。因此巴特认为世俗的历史学家可以在其中毫无拦阻的批判圣经对于历史的宣称。然而身为基督徒的巴特又意识到将救赎的核心真理置于这种消极批判之下的危险。原本历史Geschichte 正是在这种关切之下应运而生，也许在某些层面上设定这个范畴，还有其他的目的。然而后者原本历史的介入却是带来极大的混淆。也许完全否定自主的历史研究的合法性是更好的做法，就完全否认自主就好了嘛。这样一来，就不再有设置两种历史范畴的必要了。那只有一种的历史，它真实发生在时空之中，并可以被那些，是上帝的话语为他们终级真理标准的历史学家可以认识的。对于巴特设置的历史区分，圣经没有提供任何的支持。所谓巴特的理论对于合乎圣经的认识论，除了带来混淆以外，没有任何建设性的助益的。圣经给我们的答案非常简单明了，我们相信耶稣的道成肉身、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是基于使徒的见证（哥林多前书15：1～2节跟11节），也就等于是上帝亲自启示的话。
巴特这种的区分最早可以追溯到的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莱辛（1729~1781），他在自己的“On the Proof of the Spirit and of Power” “鉴于圣灵和能力的明证”这篇文章指出，在历史的偶然真理和理性的必然真理之间有一条巨大丑陋的鸿沟。我们可以说凡是理性的必然真理，比如说2+2=4，就不是从历史事件的检验中推演出来的。而绝大数的历史求证，最终都不会带来历史数学和逻辑这种确定性。然而莱辛却试图从这种观察中总结出某一种的神学含义。莱辛是一位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他和斯宾诺莎一样都相信自主的理性是信心的终极的标准。因此他这个鸿沟不仅是历史与理性的必然真理之间的鸿沟，更是历史和信心或是信仰之间的鸿沟。
很多人对于莱辛所指出的鸿沟感到了疑惑，既然圣经的历史事件如此难以确定，我们又怎能在这些基础上相信耶稣基督呢？看起来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不存在绝对的确定性，更不用说，那些在时间、文化背景上与我们差异这么大的事件咯。我们在这一章所谈起那些的所谓历史神学的神学家，在某一个程度上都因为面对这个鸿沟而裹足不前。黎策尔、Pannenberg以为他们可以借助自主的历史研究，跨越这个鸿沟。库曼意识到要实现这个跨越需要其他的说明，他称为信心。巴特认为有必要区分出一种新的历史来消除这样的鸿沟，有了他这种区分，历史研究者变得无足轻重了没有什么角色可以扮演了。
这方面巴特依循了Immanual Kant康德的进路。在康德看来，日常生活中所经验的时空就是现象界的世界，是可以通过自主的人类理性获得的，获得认知的。事实上现象界的基本结构是由理性所提供的，甚至在理性限制中的宗教也是服从于自主理性的标准之下。在上一章中我对此提起过。这其中包括了对圣经所记载历史事件的知识。同时，康德也谈到一种的本体界 “noumenal” realm其中的事物都是自己存在的，对于认识这个世界理性是无能为力的。尽管如此，康德继续指出，我们仍然能够想象本体界的样式，并且以信心对其发展出某一种的信念。举例，尽管上帝的存在是无法用理性证明的，我们仍然相信上帝。相信上帝，为了科学，为了道德带来的好处，就是社会上需要这个信念，而相信上帝的存在。巴持的现实历史就非常像康德的现象界。他的原本历史的Geschichte 与康德的“noumenal” realm本体界极其的类似。巴特将自己的信心建立在原本的历史之上“noumenal” realm，从而跨越了莱辛的鸿沟。这一点非常像康德将信心置于他所假设的本体界“noumenal” realm以上。巴特，康德的这方面是走同一条路的。是因为他们与莱辛一样，都相信历史研究是自主的，历史研究的自主理性。他们将发生在具体时空的普遍历史留给了世俗主义者。于是便可以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中发出与历史研究无关的神学的宣告。
然而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弃绝自主历史研究，鸿沟就不复存在。如果上帝自己的见证终结了所有的争议，那么救赎历史的真理就不再是缺乏决定性，而是有待求证的了。他们的确定性是基于上帝的话，而上帝的话是我们确定性的终极的标准。以这种的预设为前提的历史研究，至终会对圣经的主要的救赎事件，会有确定性的认识的。
这样我们就能够毫无拦阻的按照圣经的模式来看待上帝的启示。上帝的启示是上帝的作为，也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诠释祂的作为，祂的作为就是祂话语的主题的内容。我们认识上帝的作为是依靠上帝话语的权威性之光，而同时我们学习上帝的话的内容，就是上帝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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